2011年7月31日星期日

太恐怖了!没想到我的电话被监听到如此程度!

太恐怖了!没想到我的电话被监听到如此程度!
我在15分钟前给妹妹野靖春打电话,约好10点半在铁道部西面的汽车站见面,一起到铁道部去找2个武警,他俩在羊坊店派出所非法限制我和杨凌云的人身自由那件事上做了假证。现在法院已经调取录音、录像资料了,我想跟这两位小兄弟聊一聊。
没想到,一会儿就接到片警赵建国的电话:
"大姐,你到哪了?"
我问:"什么意思?"
赵建国:"听说您到军委了?"(在铁道部对面)
我立刻就明白了。我大声叫起来:"太过分了!我刚给我妹妹打了电话,你们就知道了,对我的电话监控到这个程度,太不像话了!"
气的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赵建国说:"您别说这个了,您在哪呢?我去接您。"
我说:"你们不是有定位跟踪设备吗?把我定位不就找到了吗?"
赵建国笑着说:"哈哈!别难为我啦,快告诉我,我去找您。"
我说:"到铁道部门口等着吧。"
各位朋友,如果我一去不回了,此文算我的最后遗言!我与7.23死难者共存亡!

2011年7月30日星期六

笑不笑由你

雷人。

悼念7.23遇难者

悼念者名单

吴丽红、张悦、王秀珍、庞银平、刘素民、野靖环、韩颖、野靖春、王宇、何德普、贾建英、刘秀贞、薛孟春

悼念7.23死难者

      今天早上6点,两名警察就在我家楼下守候了。7点10分,我的电话铃声响了:“大姐,我在楼下呢。您今天到哪儿去呀?”我问:“今天什么任务啊?”他说:“昨天夜里我接到的指示,让我找您,我没找,今天我6点就来了。就是说不让您去铁道部。”
      铁道部去不成了,到许志永的浪漫的婚礼上转了一圈。
      中午,警察撤岗了,晚上7点,我们一行十几人到了北京南站,悼念7.23遇难者。
      照相的功夫,周围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人,他们拉着拉杆箱,却拿着对讲机,又不进火车站,光在我们身边转;警车、地方车停在“禁止停车”的地方,本来用围栏拦着,一转眼,两处围栏已经挪开,警车和我们零距离了。明白了,请我们上警车时没有了障碍。
      还好,没有请我们上警车。虽然没有人搭理我们,但是被周围这种神秘的、令人窒息的气氛包围着,心惊胆战的。我们也就是照相而已,搞得我们像做贼。挪威死了人,到处都可以用鲜花祭奠。我们想祭奠,怎么这样难?

    悼念者(从左至右)吴丽红、张悦、王秀珍、庞银平、刘素民、野靖环、韩颖、野靖春、王宇、何德普

2011年7月28日星期四

何德普

反歧视、反酷刑,

促进北京女子监狱保障人权!

——亲历梁波家属两次探监有感

何德普

我在北京第二监狱被关押8年,于20111月出狱。不久,我在互联网上看到有关梁波女士的情况。得知她在北京海淀看守所和北京女子监狱遭受歧视和酷刑,狱警对她身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给她和她的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这让我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不安。

现年43 岁的梁波,本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教师,因练习法轮功,被中央民族大学停止授课。20093月,中央民族大学派人强行收回梁波的住房,梁波就此事找学校理论,校方却对她说,早就把她开除了。同年5月,梁波再次到学校就被开除一事进行交涉时,该校文传学院副院长陈允峰诬告梁波到学校派发法轮功光碟,公安随即将梁波拘捕,后因梁波绝食抗争被释放;2010520日公安在梁波家中再次将其拘捕,关押在海淀看守所,在该处梁波受到了惨绝人寰的折磨与虐待。20101026日,梁波被海淀法院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刑三年半。

梁波女士自失去自由后,受尽了酷刑折磨,在歧视、虐待、恐惧中熬过了一年多的屈辱日子。我真为梁波女士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还会受到迫害而担忧。

出于对梁波女士的同情和担心,我通过野靖环大姐的联系,认识了梁波的丈夫薛孟春老师。我和野靖环大姐之所以对反歧视、反酷刑特别关注,一是我们都有着受歧视、受酷刑的类似经历,二是酷刑和其它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不仅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中国的法律,无论怎么讲,歧视和酷刑都是反人性的,是人类文明的对立面。三是今天我虽然走出了监狱,但监狱里的一切我不能忘记,作为一个为社会进步尽责的人,自己有义务去促进监狱人权的进步和发展!

野靖环大姐在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一年零七个月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她所遭遇到的虐待,蒙受的酷刑折磨的程度远在我之上,偶尔听野大姐说起一些事,就令我这种曾经受过酷刑的人毛骨悚然。而野靖环大姐没有被酷刑的迫害屈服,不但在被关押期间进行顽强的抗争,在被释放之后,凭着坚强的意志、凭着超强的记忆,在一个字也没有带出来的情况下,竟然写出了25万字的详细记录。同时,她带领着新国大团队,每个星期都要到劳教局、司法局、各级检察院、司法部、人大等等部门控告、投诉、举报劳教的虐待和酷刑。终于,她们的控告被有关方面重视,北京劳教调遣处于20096月被撤销、原调遣处的有关领导于201156日向野大姐道歉。所以,类似的遭遇和反对歧视、反对酷刑的实践,使我们希望能与北京女子监狱的管理人员沟通,促进他们改进管理方式。

于是,在2011613日,我随同梁波的丈夫薛孟春老师第一次去女子监狱。

在这里,首先要说明北京女子监狱的会见方式很特别,希望能引起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市政法委、北京市司法局和关注社会进步的人士注意。北京市目前现有的13所监狱、一个少管所,只有北京女子监狱还在使用不定式、临时性书面通知的老手段来应付服刑人员家属的探监工作。(与劳教所相同)

我和许多坐过牢的人都知道,每年年底,各个监狱都在家属探视厅里张贴出某年某监狱的探视一览表,家属拿着纸和笔把下一年的会见日期记录下来,到了那一天,根据自己的时间需要,上午或下午的哪个时间段都可以见到监狱里的亲人。可以说,这是普通的常理,十几年来都习惯了。

可是,北京市女子监狱别出心裁,搞临时性的不定式会见。每个月由被关押的人给家里寄一封信,把会见的日期时间通知家人。但是,如果家人没有收到信就错过了会见时间,那就自认倒霉了,这个月就见不到了。薛孟春就有过没接到信的情况,幸亏他听别人说了四监区会见的时间,就早早的赶过去等着。之前他还没有控告北京女子监狱的虐待的问题,所以,等到最后还是让他见面了。也就是这一次,梁波告诉丈夫所受的虐待,并说:原来她不说,怕家里人着急,但是越来越严重了,只好告诉家人了。每次会见家人前,狱警都威胁不许说。也就是这次之后,薛孟春和梁波的会见受到阻挠。

北京女子监狱的会见方式,说好听的,是只考虑自己的工作方便,不给服刑人员家属一点自由的选择。说不好听的,这就是变相的歧视,连犯人的家属都受牵连。从这点看,北京市女子监狱与其它监狱相比确实没有一点人情味。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北京女子监狱居然是司法部挂牌认定的部级文明监狱,是北京市14所监、所中的典范,最亮的监狱光环。

613上午840分,梁波女士的丈夫薛孟春老师拿着监狱寄来的探监通知书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及梁波女士的老母亲到女子监狱家属探视接待窗口前办理会见手续。本来已经更换了会见牌,但是,突然又被另一位女狱警赵海霞制止,说梁波是第二批接见,现在不能办理会见手续。其实,这是一个借口,目的是不让梁波的丈夫、母亲和孩子与梁波见面。因为,在5月的会见中,梁波向丈夫讲述了自己受到包夹等虐待的情况,而薛孟春在会见之后就多次致电北京女子监狱狱政科希望交流解决问题。但是多天的联络未获得监狱方面的任何回应,薛孟春只好向北京市监狱局投诉了。这种投诉当然是被监狱方否认的,而且对投诉人更加怀恨在心。

我听说女监不让给犯人送书,感到不可思议,就带了3本书,这3本书都是我从二监带回来的,我找到坐在值班台的四分监区的监区长刘迎春,跟她说明想把书送给梁波。因为梁波的文化程度很高,如果不让看书,对有文化的人是非常严重的精神折磨。

但是,刘迎春的态度非常坚决,说女监有规定,就是不许送。我就跟她争执起来,我强调,女监不能自行制定规则侵犯在押人员的利益,应该执行国家的监狱管理法规。刘迎春干脆就不理睬我们了,坐在台子里面低头看书,还故意的念出声音。其实,我们看出来她已经是气愤到了极点,她拿书的手一直哆嗦着。她说: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她的话是真的,犯人和家属在这里都是老老实实的。但,刘迎春是无理的,是违法的,她的内心也充满了恐惧,这是对正义的恐惧。

9点多,女子监狱狱政科的郑科长打开了监狱长接待室,让薛孟春老师和亲友们进去,说要跟大家谈谈。这时,我就说了二监比较人性化的做法和女监需要改变的地方。野靖环大姐就说了劳教调遣处向她承认过去的错误并道歉并改变的情况。我们一再说明:监狱管理可能有历史惯性,希望能听听其他地方的做法,能有所改变。

郑科长一直听着,基本不说话。突然,十几个警察满脸怒气的鱼贯而入。有的站着,有的坐在空位子上,一个个虎视眈眈的盯着我们,接着,刘迎春就举着摄像机进来了,挨个给我们摄像。

我们根本不在意他们的这种威胁气势。又聊了15分钟,我们觉得该说的话也说完了,于是,就主动跟2个穿警察制服的佩戴的臂章是公安字样的警察说话。这才知道,女监居然向当地派出所报警,说我们扰乱办公秩序,要求派出所来人解决。大兴区公安分局林校派出所派出了孙警官、李警官和两个协警出警。

此时,孙、李两位警官还特意对郑科长说,别影响家属的正常会见,你们马上安排家属的会见工作。郑科长却说,在派出所没有解决问题之前,不能安排会见。

孙、李两位民警说,没有发现我们有扰乱的行为,让我们登记身份证,然后就走了。

郑科长本来表现的很安静,这时露出了真面目,恼羞成怒了。他们以为会把我们都带到派出所,没想到派出所的人竟然走了。于是,郑科长要和薛孟春老师单独谈一谈,薛老师不同意。郑科长出去了,回来又说给薛老师办理会见手续。于是,薛老师跟他们到另外一间屋子,3个狱政科的人跟他谈话。

眼看第二批接见的人都出来了,时间已经到了1220分了,郑科长们才告知薛孟春老师:由于你带着其他无关人员到监狱闹事,停止会见梁波。

1230分,出来了十几个男狱警,推搡拉拽,把我们一行人轰出了接见室。这天的气温高达35度,梁波的老母亲被折腾的头晕目眩,痛苦的流着眼泪。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10岁在烈日炎炎下,朝着监狱的大门,高喊着:妈妈!妈妈!

我在监狱里坐过8年多的牢,每个月都和家属见面,亲人的所思所想我最熟悉了。看着眼前的老母亲、丈夫、孩子盼望看到高墙里面的亲人的心情我是感同身受的。内心一阵阵的绞痛,泪水也忍不住的涌了出来。我在监狱的8年多,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中午饭后,我和野靖环大姐、杨凌云大姐、郑威大姐陪同薛孟春老师,冒着酷暑,赶到北京市监狱局递交了临时手写的书面材料。

第二天,薛孟春老师接到女监的电话,说可以让梁波的母亲带着孩子来见面,不许薛孟春见面。

过了半个月,薛孟春又接到了7月份的探监通知,这次安排的是第一批,早上830分会见。我和野大姐约好,还是利用这个机会找郑科长、刘迎春等狱警谈谈。还是寄希望他们能改变管理方式。

2011714日,薛孟春一家人早上6点钟就出发了。从北京的海淀区最北面到南面的大兴,路途遥远,所以,一家人就早早的出门了。大儿子那天肠胃不舒服,在汽车上就要拉肚子了。薛老师停车寻找公共厕所,让孩子方便。恰巧,我和野靖春要乘坐地铁也走到那里,就搭乘汽车一起来到女监。

820分,我们的汽车刚刚开进女监的停车场,郑科长就带着几个狱警跑过来,郑科长指着我和野靖春说:这2个不是家属,让他们出去。那几个狱警就立即把我和野靖春推到停车场的大门外,还把铁栅栏门紧紧的关闭,十几个狱警的大门里面,34个狱警在大门外面,如临大敌。

大门里面的狱警拿着摄像机朝我们摄像;大门外也有狱警给我们摄像。野靖春拿着照相机给这些情景拍照,狱警竟然挥着手阻挡,说:这是我们监狱的地盘,不许照。野靖春说:你们女监也太牛了,这荒郊野地的都成了你家的了?你说中南海也是你的地盘吧!还好,狱警没有抢夺照相机。

835分,野靖环大姐和20多名关注反歧视、反酷刑的朋友来了,野大姐隔着停车场的栅栏对里面的郑科长说:郑科长,我还想跟你说几句话。郑科长黑着脸,根本不理睬。这时,又有增援的面包车载着十几个狱警堵住了大门口。还有一个穿白色警服的、我判断是监狱长一级的领导也到停车场亲自指挥。我数了数,大约有30多个狱警。

这个停车场是探视登记处外面的一个大院子,南面、东面、西面用铁栅栏围着,南面有一个大门紧挨着公路,从前都是敞开的。西面紧挨着登记处有一个小门,是工作人员从监区到登记处最方便的出入口,也是探视家属进入监区的出入口,这里连门也没有。

我看见有一辆小汽车开过来,车里的人看见这么多狱警把守大门,恐惧的问:我来晚了吗?不让进了吗?有狱警过来问:干什么的?那人说探监的。狱警看了他的会见通知,就打开栅栏门让他把汽车开进院子了。

这样的场面,表现出了女监超出常理的恐惧,他们到底怕什么?我实在是搞不明白,我在二监8年也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我的妻子贾建英在外面为我上访了8年,她广泛的和国际社会联系、广泛的到各级有关部门上访,也没有被停止与我见面的问题发生。

野靖环女士招呼大家到公路旁边的树荫处坐下,拿出胡锦涛的71讲话高声朗读: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

9点整,我们离开此地。我在回家的地铁上听到一个万万没想到的消息:薛老师一家不但没有见到梁波,又被监狱报警了,林校派出所的警察口头传唤:因为薛孟春把汽车开进大门,扰乱了监狱的办公秩序。全家老小被带到派出所。

薛孟春问派出所的警察:我每次来都把汽车停在院里,从来也没人管。再说了,院子里停了那么多汽车,为什么偏说我把车停在院子里是扰乱了?

警察也无可奈何的说:我们也没办法,女监说大门关着,你用汽车撞开大门进来的。还说你用汽车撞狱警,如果不是人家跑得快,就被你撞死了。

派出所的警察还仔细的查看薛孟春的汽车,然后说:我们也不相信你用汽车把大门撞开了,你的汽车一点儿都没有撞击的痕迹。

薛老师说:我还舍不得用我的汽车去撞那个破铁门。再说了,车里坐着我一家老小和我的朋友------

女监的郑科长还把我们在树荫下坐着的录像给派出所,说我们是静坐。这也成了薛孟春的罪行。看来,他们真的把女监当成中南海了。

薛孟春全家老小从上午10点被关押在林校派出所,老母亲又急又气又怕,犯了心脏病。

派出所的警察说:我们也没办法,女监告到了市局,我们等着上级指示。

一直到151点多才向薛孟春宣布:经调查,你的行为不构成扰乱办公秩序。

根据我的经验,犯人被虐待的程度越深,就越不敢对监狱里的黑暗面提出批评,而监狱领导越是没人批评,就越对犯人严加管制。这样的恶性循环,将使黑暗变得更黑暗。从许多事实来分析,北京市女子监狱中的犯人已经处在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环境之中了,无论是国际法还是中国自己的法律,都是不准许的!

我相信,反歧视、反酷刑是写进国际法和中国法律的。任何一所监狱也不敢把自己在黑暗中的丑恶行径拿到桌面上来,从梁波家属几次探监的遭遇,我们可以认为,必须对北京女子监狱进行监狱人权监督。尽快把女监的问题在社会上公布,让它透明化,让女监里的犯人喘喘气,该讲点人性了。

 

2011715日于北京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126

 

滕彪

作为反抗的记忆

 

 

未经任何司法程序、仅由警方决定而将公民关押,长达三年甚至四年,这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里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中国却是活生生的现实,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公民曾受此害。这就是劳动教养制度。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律师和各界人士强烈要求废除劳教制度,国际社会也不断呼吁中国停止劳教、遵守已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但直到今天,劳教仍然被普遍实行。劳教所除了关押轻微违法人员之外,也关押吸毒者、卖淫嫖娼人员、精神病人,而且更多地用来镇压法轮功信仰者、上访者、异议人士。

这些还是对劳教的一般印象。法律人也许多知道一些历史、理论、政策方面的背景。就像对世界上大多数事物的了解一样,往往满足于外在的印象或流行的说法,我们没有机会或不大愿意深入细节、情节、真实的情感和人的命运中去,像战争、灾难、革命、牢狱、屠杀、酷刑这类话题,其实我们有意无意地避免深入到这些血腥、悲惨和邪恶的内部。

好的文学作品直面这一切。尤其是非虚构的纪实文学作品,对我们日常经验是很重要的弥补。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切,不能假装我们身边的事情未曾发生。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关于劳教的亲历和见证,它给我们的启示却不只是有关劳教的,它包括了政治、社会和人性的更广阔的领域。

《不虚此行——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的作者野靖环,是“新国大”金融诈骗事件的受害者,在长达11年的维权上访过程中多次遭到警察殴打,数次被拘留、逮捕、劳教。她在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遭受各种折磨,一度到了承受的极限,她对自己说:“我不能死、我不能疯、我要健康的活着出去!我要把罪恶的劳教制度写出来,我要做历史见证人!”正是这种作见证的渴望,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劳教的真实面目;而正是这种写作,使作者得以脱离邪恶的污染,得以审视人性并建设性地参与现实。

  

根据作者的调查,“上访的”劳教人员绝大多数都挨过电棍、关过“小黑屋”。虽然中国较早加入了反酷刑公约,但酷刑仍在看守所、监狱等羁押场所普遍存在,每年因酷刑致死致残的公民也不在少数。劳教所的酷刑同样极为残酷,尤其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这类至今仍在实施的针对一个信仰团体的迫害,明显构成反人类罪行,早已跌破文明底线。但无论国际国内,敢于或愿意为此发声的仍然很少。这是对自称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一大群人的讽刺和耻辱,时间的流逝不会减轻而只会加重这些耻辱。

王力雄在评论廖亦武《证词》时写到,中国监狱的“中国特色”在于,“执法者可以制度化地对犯人实施全面凌辱与虐待。”本书作者描述的重点不在肉体上的酷刑,而是对身体的日常“规训”、心理和精神上的折磨。由北京市劳教局规定的管理制度和调遣处制定的“规范标准”,根本就是为了折磨人、侮辱人,为了消灭人的基本尊严。

比如,“在筒道里走要低头、排队要低头、跟警察说话要低头,低头的标准是看着自己的脚尖”;比如,“不到规定的时间不许上厕所”;“拖鞋、牙刷等物品要在床底下摆成一条线,丝毫不能错位”;比如,洗脸的时候洗了一下脖子,“小哨”马上叫道:“谁让你洗脖子啦?只能洗脸,不许洗其它地方!”比如,打饭时要求女劳教人员要面朝警察低头弯腰90度、男劳教人员要单膝下跪,双手举盆;比如,湿衣服晚上也不能晾在床上或椅子上;比如,不准向窗外张望;比如,劳教人员之间必须称呼姓名,如果叫“阿姨、姐姐”之类,要扣分。这类要求比比皆是。进劳教所的第一天干部就训话:“说得明白一点儿,就是别拿自己当人看。”管理者让劳教人员自己放弃做人的资格,在管理时也的确做到了不把劳教人员当人看。有劳教人员总结,劳教管理的方法是:“打击你的自尊、毁灭你的灵魂、贬低你的人格、损害你的健康。”其实,这些手段不是为了达到“教育改造” 的目的,而是为了把人训练成非人。这才是劳教的目的。

对思想和精神的改造,与对身体的规训也是连在一起的。随时随地会有人被责令写检查;对不服从“管理”的或不愿放弃信仰的采取“包夹”、“关禁闭”等惩罚,或者扣分、停止购买食品、取消与家人会见的机会、延长关押期限或以延期相威胁。“包夹”似乎是中国的独创,按规定,负责包夹的劳教人员距离被包夹的人不能超过10公分,24小时形影不离,而且要作详细的包夹记录,一言一行、任何情绪变化、甚至睡觉的情况都要记录下来。一次野靖环被训斥“表情太放松了!”原来是副大队长从监控探头中看出来的。那个随时工作的监控探头、监听器和小喇叭,很容易让人想起《1984》里面的电幕,和随时随地看着你的“老大哥”。在那里,你越坚强、越淡定、越有人性,他们就越恨你。当人成为服从机器、成为低贱的虫豸、成为野蛮的帮凶,管理者最高兴。

在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曾经在拘留所一起被关押的卢静与野靖环结下深厚友谊,她管野靖环叫妈妈。作者印象中,“她总是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快乐,对我有很大感染,我很喜欢她。”但卢静被安排包夹作者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天哭着对她说:

“袁队长说,所有的人都向她报告,说我从来没有骂过你,还经常跟你说话,说我在筒道替小哨值班时,还让你放茅、洗手。她知道的太细了。她说如果我还想减期,就必须改变对你的态度。她说知道咱俩在海淀拘留所的关系,所以才容忍了这么长时间,以后不行了!野靖环,以后我得按队长的要求管着你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没有活路了。”卢静一直哭着说。

我说:“卢静,你以后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不用考虑我。”

卢静说:“按队长的要求,我每天都得骂你一顿。看在咱俩在海淀拘留所的交情,我是下不了这个狠心的,但是没有办法,我要不找你的茬,人家就找我的茬,最后的结果跟你一样被包夹。我要是像你这样天天被人家骂着,训着,我就活不了了,所以我得先保住自身吧。我蹲了4年大狱都没这么难受过,我在这儿才4个月,我真受不了了。”

卢静被整怕了,她变了,经历了痛苦的挣扎。这是劳教所吞噬人性的真实写照。它把每个人置于道德困境:要讲道德、讲良心,就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受害者成为施害者,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被关押者监管、殴打、虐待同类远远超出了制度允许的范围,甚至远超出正式工作人员施害的程度。在另一个意义上,施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他们在残害他人身体、摧毁他人尊严的同时,也失去了人性的完整。对被关押者如此,对管理人员也如此。他们努力使别人成为非人的同时,自己也被异化成了非人。

劳教所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不仅仅在象征的意义上;劳教所也是政治体制的缩影,劳教所残留了很多极权制度的毒素,像当下中国社会一样。冉云飞有个说法:中国是个互害社会,这从本书中,从真正的见证文学作品中,从被屏蔽的网络新闻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仍然保持了人性的尊严。她教别人认字、帮别人写信;她为自己的权利也为别人的权利而抗争。有时候抗争会有一点点效果,这点改变可能会形成惯例,从而惠及其他劳教人员。在抗争时,管教干部会让其他劳教人员“陪绑”,她又考虑其他人的利益而被迫放弃。同时,她尽力发掘其他人的人性光芒,哪怕这光芒在四周的黑暗中只是偶尔地一闪而过。她尽最大努力去理解施恶者,不把他们当成纯粹的魔鬼。有时候一个表示支持的手势、一个理解的眼神、一句温暖的话,也能体现出未泯的人性之光。

作者评论调遣处的女警察:“她们为什么总是把自己美丽的一面掩藏起来,而把凶狠残暴的一面表现给我们呢?在她们眼里、在她们心里,劳教人员不是人!她们从20岁参加工作就被领导训练成迫害劳教人员的工具!”“一个原本善良、阳光的正常女孩,就这样被改造成像杨大(队长)一样的人。稍有些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血压180是需要休息的,否则会出危险。而古力却让这样一位老太太一遍遍的练左转、右转,用折磨别人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调遣处摧残的不只是劳教人员,还摧残了许多年轻的管理工作者善良的人性。”

见证和书写苦难,是为了使悲剧不再重演。作者获得自由之后曾给有关劳教干部写信:“我写出这本书,是希望这些流着劳教人员血和泪的故事永远不要再出现,我也希望你不要再虐待劳教人员,不要再干这种侵犯人权、伤天害理的事了,让这一切成为历史吧!”但是没有回音。

 

劳教是个反人性的制度,它的存在是人类的耻辱,而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耻辱。就像奥斯维辛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奥斯维辛一样,它是全人类的。制度恶与人性恶纠缠一起:人的选择的行动形成体制,罪恶的体制激发了人性中黑暗邪恶的一面,从而制造更多的罪孽。体制之恶不能免除个体责任。没有一个离开行动者的抽象体制,没有一个靠文字就能自动执行的法律。如果把一切罪恶都轻轻松松地推给“罪恶的劳教制度”,就等于放弃了个体的人性责任和生活意义,如果不反省和清理每个具体执行者的罪恶,任何罪恶的体制都不会结束。而面对真相、拒绝遗忘是反思的前提,对于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人们、对于罪恶的和苦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来说,回忆和写作,乃是人们能够重建人性的方式,这本身也是对极权和罪恶的富有意义的反抗。真相一旦说出,就不会被暴力战胜;见证一旦做出,就不会被遗忘掩埋。

“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桑塔亚那)。没有记忆,人很难成为完整的人;就如同没有希望,人性也很难得到发展。人类社会就是在记忆和希望中前进的。无论是行动还是梦想,都是和记忆连在一起的。关于记忆文学的思想政治意义,很多作家都有过论述。

君特・格拉斯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回忆。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他的颁奖词中说:“文学仍然是一种力量,人急于忘记的东西,文学却能够记如此之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认为,幸存者的写作“不是一种职业,不是一种志业,而是一种义务。”而马格利特用了一整本书来讨论《记忆的伦理》,他认为,人际关系中含有记忆的伦理责任,而当侵害人类的凶恶罪行发生时,或者普遍人性受到攻击时,人负有记忆的道德责任。人必须记住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件。

极权主义要控制人的记忆,要人们遗忘真实的历史,那些敢于说出真相的人必定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因为真实的记忆和言说,往往成为极权统治者极力掩饰的重大罪行的见证。如果人人都不去记忆和言说,人们的苦难就永远不会停止,而作恶者将有恃无恐地持续他们的罪行。

我们必须对得起所受的巨大苦难。一百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所受的苦难可以和奥斯维辛相比。我们已经看到,廖亦武、杨继绳、郑义、龙应台、杨显惠、严正学等作家写出了有力的作品;我们有理由呼唤,这些曾经和正在遭受的苦难得到更有震撼力的记忆和叙述。我们期待出现汉语文学界的威塞尔、索尔仁尼琴、策兰和卡普钦斯基。无论是见证文学还是虚构文学,真正的文学需要我们真实地面对我们的历史、拷问自己的灵魂并悲悯地凝视人类的未来。

是为序。

 200911月于深圳

2011年7月25日星期一

劳教

每个受害者

都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

余杰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经李和平律师推荐,我读到了一本名为《不虚此行——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的书稿,并与作者野靖环女士见了一面。这是一本每一页都让人目不忍睹的书稿,我一边阅读一边想:作者该是一位多么勇敢的人啊,像林昭、张志新和李九莲吧?当我与作者见面的时候,发现她是一位文雅、温柔亦不乏刚毅之气的女士,两鬓斑白而目光炯炯。十一年的上访与多次被抓捕、关押、劳教,重重苦难并没有压倒她,她在诉说自己的经历的时候,言谈沉稳,神情平和,不像有些“上访专业户”那样语无伦次、泣不成声。如同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在巨大的痛苦渐渐沉淀之后,是灵魂深处的宁静安详与波澜不惊。

作为李鹏的小儿子李小勇负有直接责任的“新国大”金融诈骗案的五千名受害者之一,野靖环被迫放弃了某大公司白领的高薪工作,成了上访“专业户”。二零零七年三月四日,她们一行十六人来到中央电视台,寻求央视舆论监督法院违法的问题。他们在央视东门旁仅仅停留了十五分钟,便被四十多名警察包围,强行带到海淀区永定路派出所,以“扰乱公共秩序”为名拘留。由于有“前科”,她在海淀拘留所关押十四天后,又改成刑事拘留,转押至海淀区看守所。十六天后被宣布劳动教养一年九个月。四月二十四日,她被押送到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团河的“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由此开始了在这个人间地狱“脱一层皮”的生活。

被国家暴力机器剥夺自由,是无数追求自由和公平正义者付出的沉痛代价。我历来关注那些失去自由的人写的文字,如罗莎・卢森堡之《狱中书简》、葛兰西之《狱中札记》、朋霍费尔之《狱中书简》等。在当代汉语世界中,也有不少囚徒留下的文字,如王丹之《狱中回忆录》、江棋生之《看守所杂记》、徐文立之《狱中家书》。以及劳改基金会出版的“黑色书系”中阿妈阿德之《记忆的声音》、秦耕之《中国第一罪》、李贵仁之《中国巴士底》等。这些文字描述了不同类型的监狱、看守所、劳动教养院的情形。野靖环的这本书则填补了一个空白——她所揭露的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监狱”,即“劳教调遣处”。这是看守所与劳教所之间的中转环节,正因为其“流动性”的特征,生存环境更加恶劣,被关押者的人权更是受到肆无忌惮的践踏。这一严重违宪而存在的机构,是处于人权活动家和法律学者视野之外的一个“死角”。这本书对调遣处的揭露,使得中国的古拉格群岛的“流水线”不至于缺少了一个中间环节,有了这本书,“伸手不见五指”的劳教制度暴虐凶残的全貌便呼之欲出了。

 

受虐者的非人化与施虐者的非人化

如果不是阅读这本书,我还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绝大多数劳教人员都要先被关押在“调遣处”。为什么当局要多此一举呢?多了一个环节岂不是增加了劳教的成本?这套制度自有其设计的“合理性”:调遣处是给劳教人员“立规矩”、“学规范”的地方,如果是劳教时间较长的对象,在经过两三个月的训练并“合格”之后,再被遣送到劳教所;如果是剩余劳教时间在半年以内的和“不合格”的则在此处度过其全部的教期。

法国思想家福柯通过对监狱制度的考察,写出了探讨权力的构造与运行的杰作《规训与惩罚》。他用“政治解剖学”的手段,将监狱史解读为“肉体史”和“精神史”两部分,他强调这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现在的历史”。遗憾的是,福柯不是中国人,他也没有到过中国,不知道中国的监狱制度和劳教制度的真相,更不知道中国有一个“调遣处”这样的机构。被宣布劳动教养的对象,是没有被法庭定罪的公民;而没有被法庭定罪的公民,却被国家暴力机器“合法”地剥夺人身自由并被送到比监狱更暗无天日的“调遣处”,这是生活在法治社会的福柯所无法想象的事实。我相信,以福柯的天才,若将《不虚此行》作为素材来研究,一定能写出更为精彩的《规训与惩罚》的续集来。

作者将调遣处喻为奥斯威辛集中营,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她刚被送到调遣处,女警官的第一训话便让人不寒而栗:

“从今天起,别忘了你们的身份,你们要牢牢记住自己是劳教人员!这里和拘留所、和监狱都不一样,这里是半军事化!别管你过去是干什么的,到了这里,是龙你给我盘着、是虎你给我卧着!说得明白一点儿,就是别拿自己当人看。……无论队长说什么,你的回答就是一个字‘是’,过门喊‘报告’,听到名字答‘到’。‘报告、到、是’三句话要牢牢记住!”

女警官的嗓音清脆、尖利,她的话语直刺“新生”的心扉:

“你们跟队长说话的时候,要距离两块砖的地方立正站好,低着头看着脚,不许看着队长眼睛。你们在外边跟别人说话,看着人家的眼睛是尊重别人;在这里你要是看着队长的眼睛就是不尊重队长,知道了吗?”

在这番训话之后,在施虐者和受虐者、人与非人之间便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就是中国的司法系统所炫耀的“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吗?

我在与作者交谈时,她站起来向我示范了一下打饭的过程,让我看得傻了眼:两只手端着饭盆、在女警察面前低头、弯腰、双臂伸进放在地下的菜桶里,要伸到离菜最近的位置。这个动作跟下跪也差不多了——男队就完全就是下跪,而女队要稍稍“文明”一点。这样的位置可以使队长用勺子盛了菜之后稍微抬起来一点儿就能放到你的饭盆里。同时喊报告词:“队长好,报告队长,六班劳教人员野靖环‘求’打饭。”打饭后,还要喊:“谢队长!”这是一个复杂的程序,使得打饭的效率大大降低。那么,管理当局为什么要为此而牺牲效率呢?这个程序刻意将被劳教者置身于比乞丐还不如的位置上,它的设计者们就是要让被劳教者丧失起码的尊严感。当一个人沦落到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的地步,对其实行统治就易如反掌了。

调遣处的难友们总结出警官们的四大工作法则——“打击你的自尊;毁灭你的灵魂;贬低你的人格;损害你的健康。”在调遣处,野靖环因捍卫自己的尊严与人权,曾遭到被禁止上厕所、罚站、不给看病等惩罚,因为年龄和案件的敏感度的关系,她没有遭受到对身体的直接暴力,但是,“软暴力”时时处处在伤害着劳教人员。比如一位血压高达一百八十的老太太,被女警官强迫一遍遍地练左转、右转,这名女警官用折磨别人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野靖环感叹说,一个原本善良、阳光的正常女孩,却成为一个冷血残忍的狱卒,“调遣处摧残的不只是劳教人员,还摧残了许多年轻的管理工作者善良的人性”。

在这本书中,作者写下了五名女狱卒的真名。她在获释之后曾给她们去信,希望唤醒她们的良知。遗憾的是,这些信件如石沉大海。于是,她不得不公布她们的名字和职务,这也许是促使她们收敛其恶行的唯一办法:

杨亚楠,九大队大队长;杨敏,九大队副大队长;袁源,九大队副大队长;张宏,九大队民警;李颖,九大队民警。

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人的亲人有可能阅读到此书,当她们的亲人拿着这本书去质问她们的时候,她们该如何回答呢?我更相信,在未来实现民主宪政的中国,这些作恶者都会像德国电影《朗读者》中的那个女主人公一样,因其狱卒生涯而受到法庭的审判,这一审判不是为了报复,乃是为了公义。

劳教制度将被劳教者变成非人,而劳教制度的实施者们也不自觉地非人化了。这些狱卒同样也是女儿、母亲和妻子,当她们假日去探望自己的妈妈的时候,敢告诉妈妈自己刚刚折磨了一个与妈妈同龄的老太太吗?当她们下班去幼儿园接自己的女儿的时候,敢告诉女儿自己刚刚虐待了一个别的小朋友的妈妈吗?谴责某一个狱卒或警察的“坏”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无论是个人的良知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仁者爱人”的教育都不足以制止她们人性的沉沦呢?野靖环从亲身经历中思考此现象发生的原因:

“这些劳教警察,他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默认制度中的不道德、反人性的行为,把虐待、折磨劳教人员当作一种工作方式。绝大多数警察都不会觉悟到自己是在犯罪与作孽,或许也会有良心不安,但都会以‘执行命令’、‘为了生存’来为自己的道德过错辩护。他们越是肆无忌惮的折磨劳教人员,越会得到领导的赏识。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成就感,会从中获得快乐。”

这一思考相当深刻。从被动作恶到主动作恶,是绝大多数狱卒和警察的“成长历程”。如德国思想家阿伦特所说,要成为那个“平庸的恶人”,首先要“克服自己的怜悯心”;如捷克思想家帕托什卡所说,罪恶的根源便是:“个体所扮演的角色退化为技术过程中一颗简单的齿轮,再确切一点说,便是非个人性。”英国学者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指出,暴力的实现有“三部曲”:首先,暴力必须被认可(通过合法的命令、规范);然后,暴力必须变成一种手段;最后,这些手段必须变得大众化(通过规章条例)。在此过程中,残忍的行为也许只是被当作普通的工作来完成,没有人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最高尚的美德从此变为“认同几乎所有组织内部规章制度,而不再是自己的良知”。所以,纳粹集中营中的冷血狱卒并不是人类精神的独一无二的畸变,“我们不应以为只有纳粹主义或斯大林主义会促生这些条件。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任何官僚机器变得冷漠并无视道德束缚时,这些机制就产生了。”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团河调遣处,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只有一步之遥。

 

“极权资本主义”时代的血汗工厂

今天的中国实行的是一种空前绝后的“极权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为准确的定义。比如,在城市的野蛮拆迁和农村的新圈地运动中,用推土机将所谓的“钉子户”压死,向抵制征地的农民开枪,这些杀戮将资本主义最野蛮的一面展示无遗。而确保这些野蛮行径变成现实的,是共产党掌握的国家暴力机器,以及那些向共产党抛媚眼的西方跨国公司。从江泽民与澳门赌王的四姨太高歌一曲,到雅虎将师涛的个人资料提供给中国的安全部门;从花旗银行的董事挂名写《江泽民传》,到沃尔玛一边组建党组织一边订购中国的奴隶劳工生产的廉价产品。……老祖宗马克思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去世一个多世纪以后,世界上居然出现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如同“披着羊皮的狼”的“共产党”。

整个中国都是血汗工厂,看看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那些血汗工厂中的农民工的处境,看看山西的黑窑中那些被拐骗去的奴隶童工瘦骨嶙峋、形同鬼魅的模样,再回顾中学时候学过那篇夏衍写的《包身工》,才发现“芦柴棒”们简直像生活在天堂里。大概教育主管当局也觉得不好意思,害怕学生们立即将现实与历史作一个有趣的对比——就好像七十年代初,学生们到农村接受忆苦思甜再教育,老农民讲述当年如何食不果腹、饿殍遍野,一不小心说出了真话,那不是旧社会,而是五九年——于是,他们便悄悄地将这篇经典课文从课本中撤下了。这个时代的准则是:既然有少数人要先富起来,那么更多人就得永远地穷下去。

就连外面那些所谓的“自由民”都得充当奴隶劳工才能活命,调遣处的囚徒们又哪能闲着吃白饭呢?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中国的每一处监狱、每一个调遣处,几乎都蜕变成了劳动效率最高的血汗工厂。从来自政府财政的拨款中贪污克扣,根本填不满狱政部门管理者的贪欲,他们还有一套“亚财政”的制度,每一个囚徒都是他们的“摇钱树”——既然她们手下有这么多不用支付工钱的“剩余劳动力”,不压榨白不压榨。于是,在调遣处,写在纸面上的那些管理制度都是骗人的,实际运行的是“不劳动,不得食”的“潜规则”。

作者在调遣处经历过两种具体劳动。一种是包装名为“花安适”的妇女用的洗液。劳教人员在饭前、便后都不许洗手,从事该项劳动之前更不会有洗手和消毒的机会。而且,艾滋病的、各种肝病的、发烧感冒的都像机器人一样在装盒。干着干着,每个人的手都成了黑的。这些产品流入市场、流入消费者手中,一般人使用时,不会有人觉得袋子是脏的,不会有人先把袋子洗一洗再使用。“就像一次性筷子一样,人们都认为是干净的。可是在给筷子包上那层纸时,劳教人员是不洗手的。”由此造成的公共卫生的危机,该由谁来负责呢?作者指出:“我痛恨‘花安适’。这些企业为了多赚钱,把劳教人员当成廉价的劳动力,他们间接的对劳教人员进行剥削。每一盒‘花安适’都沾染着劳教人员的血和泪。”

还有一种劳动是做“蒙牛吸吸爽”的冰激凌包装盒。这是一种六菱形的盒子,还有一个小窗户,最后再穿上一根花绳当提手。这批“蒙牛吸吸爽”的冰激凌包装盒,是廊坊纸箱厂为蒙牛公司制造的,该公司把成型的工序包给调遣处。因为厂家忙着新品上市,调遣处方面估计也与厂家签订了按时完成的合约,所以强令囚徒们加班加点完成任务。作者写道:“连着干了二十多天了,每天都干十四、十五个小时,太累了。……我出狱后,只要看见‘蒙牛’商标的乳制品,心里就一阵难受。”此后,她从来不买蒙牛的产品,即使在电视上看到蒙牛的广告也立即换台。但是,有多少普通的消费者知晓此类产品的“籍贯”呢?

在纳粹的集中营里,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集中营幸存者凯尔泰斯所说,许多时候纳粹让犹太人做的都是“无用功”,比如让他们将这堆石头从这里搬到那里,犹太人最终的命运是消失,而不被看作可以长久使用的劳动力;在苏联的古拉格群岛里,克格勃驱使囚犯们修建大型的基础工程,如运河、铁路、水库等,这些工程一般都属于国有企业;而在今天中国的监狱、劳教所和调遣处等部门里,囚徒则被强迫从事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的生产,他们的劳动成果亦成为支撑“大国崛起”的财富的一部分。这些产品遍及衣食住行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大量出口外销,使得在全球范围内,谁也不知道自己使用的产品是否与监狱有关。由此可见,中国的高度极权和高度“资本主义化”以及两者的融会贯通,让纳粹和苏联望尘莫及。

受害者的力量如此弱小,受害者改变不了这套制度。但是,如果有更多像野靖环这样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点名揭露她们生产过的产品,这些证词则有可能形成压死骆驼的一根根的稻草。如果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知道这些企业的秘密之后,拒绝购买其产品;如果公共形象的败坏,使得像蒙牛这样的上市公司的股价下跌,那么此类公司今后必然会有所顾忌,甚至中止与监狱系统的“亲密合作”。蒙牛在二零零八年的毒奶粉事件中也是始作俑者之一,它通过投靠中粮集团,摇身一变化民营为国企,从而度过此一危机。但从野靖环的揭露来看,蒙牛的“原罪”还不仅于此,蒙牛这样的无良企业应当被公众和媒体继续“穷追猛打”。

最近,官方的一则新闻说,现在北京的劳教人员平均每天的劳动时间已经下降到了三个小时。“过去是发愁活儿干不完,现在是发愁没活儿可干。”市劳教局调遣处后勤大队的队长称,过去调遣处附近是全国最大的连片葡萄园,一千多劳教人员一年种植一万六千亩葡萄,年产八百万斤,而当下调遣处每年接纳的劳教人员没有减少,但只种植一百余亩蔬菜大棚和果树,所种的蔬菜水果也仅仅为了改善一下劳教人员的生活。市司法局一位负责人说:“司法部对全国劳教人员最新的要求是强制劳动不得超过六小时,北京的情况已经远远低于这个指标。”难道血汗工厂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疗养院?我只相信像野靖环这样的受害者亲笔写下的经历,而不相信官僚们那些天女散花般的说辞。当这些官僚有朝一日沦为囚徒的时候,他们还会如此巧言令色吗?

 

用真话战胜谎言

法国学者索尔孟将他的中国札记命名为《谎言帝国》,这是对今天的中国最为精辟的概括。谎言不仅是普通的中国人的一种无奈的生存方式,更是当权者运用得极其娴熟的一种统治术。当年的毛泽东,道出了中共夺取天下的秘密乃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即暴力和谎言。中共执政以来,先后制造了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等惨绝人寰的运动,造成了超过六千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却仍然能够维持其绝对的统治地位,直到今天,其秘密仍然是暴力和谎言,再加上金钱的收买。

觉醒的民间社会不能以暴抗暴,也根本无力抵抗数百万听命于中共的军队与警察,六四惨剧已经是一个血的教训。但是,觉醒的民间社会可以用真话战胜谎言。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说过:“无论如何,我的信仰始终如此:一个社会、一个文明只有通过在这个或那个个人身上选取的善的种子的积聚才能延续。”是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蒋彦永、高耀洁、刘晓波和野靖环那样说真话,像哈维尔那样“活在真实中”,像帕托什卡那样“不让日常生活的和谐将我们催眠”,这样才能“揭开迫使个人服从权力的面纱,从而动摇这种政治体制的根本”。那么,终有一天,中共赖以存在的谎言与暴力会失效,会像当年固若金汤的柏林墙那样轰然倒塌。这就是作为“无权者”的我们的最好的反抗方式。

在今天的中国,靠说谎为生的人远远多于用真话去战胜谎言的人。在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法制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作者为张晓欧和李军亮的、题为《打造一流的现代化文明劳教场所》的文章。这两名记者此前大约是诗人,他们的文章是以浪漫的诗句开始的:“这里,教室明亮,绿荫满园,犹如徜徉于校园。这里,内务整洁,口号嘹亮,犹如置身于军营。这里,有一群人,头顶着国徽,身穿着警服,用青春和热情撒播爱的种子,托起生命之舟。这里,就是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接着,文章对鲜为人知的调遣处做了一番充满溢美之词的介绍:“作为北京市惟一一所开展收容教育的劳教场所,其职责被形象地概括为‘收容第一站,管理第一关,教育第一课,矫治第一步。’二零零零年建处以来,处党委坚持‘依法、严格、科学、文明’管理,带领广大民警职工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为教育矫治工作牢牢把好了第一道‘关口’。八年来,先后被评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北京市人民满意政法单位,二零零五年被司法部命名为现代化文明劳教所。”而在野靖环笔下的那些凶神恶煞的狱卒,在这两名记者的笔下却宛如天使:“虽然劳教场所的环境是封闭的,但民警关爱、期盼的心永远向劳教人员敞开着。他们用双手点亮劳教人员心中的希望,用真情温暖劳教人员的心田。他们用火一样的工作热情和对党对人民的无比忠诚,践行首都劳教人民警察的誓言,拯救一个个失落的灵魂,帮他们走上新的人生之路。”

天堂与地狱,在一线之间;天使与撒旦,在一念之间。当这两名记者访问调遣处并撰写这篇文字的时候,野靖环正被关押在此、备受折磨。一年零九个月的关押,究竟有多么幸福和温暖呢?这两名大记者愿不愿意亲自尝试一下呢?哪怕跟被劳教者一起生活一天也好啊。如果他们采访到野靖环及其难友们,还能心安理得地用诗情画意的笔调描述调遣处吗?野靖环写道:

“当我亲自体验劳教生活之后,才知道准确的表达应该是:不是脱一层皮,是只剩一层皮!我的体重从五十五公斤变成了四十公斤;我的腰围从七十七公分(二尺三寸)变成了五十七公分(一尺七寸);手像鸡爪子、肋条骨像搓衣板、脸上的皱纹像一条条刻痕。腹部松弛的皮可以卷起来,晚上仰卧在床上,凹陷的肚子可以倒入一碗水。”

这些细节是不可能编造的,因为她的身体就是活生生的、谁也无法反驳的证据。那些梦想减肥而屡屡失败的大资小资们,不妨到调遣处来实现其减肥计划,必定能够获得成功。

读到野靖环的充满血泪的文字,再看那篇“诡诈的大行诡诈”的新闻报道,我真想找到张晓欧和李军亮,前去唾其面、批其颊!他们能够在《法制日报》当记者,一定受过良好的教育,一定毕业于名牌大学。但是,教育和文化并没有成为他们说谎和造假的障碍,反倒成为他们说谎和造假的资本。这是教育失败和文化颓丧的一个信号。为了生存,人被动地干一点无耻的事情,是可以原谅的;但人若无耻到这种地步,恬不知耻地写作此类文章,就与那些施虐的狱卒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了。野靖环点出了那五个狱卒的名字,我也在此点出这两个记者的名字——让耻辱成为耻辱者的墓志铭吧。

没有人愿意有这样可怕的人生经历,即便是野靖环本人也不愿;但她却以“不虚此行”作为这段特殊经历的回忆录的书名,说明她已经胜过了祥林嫂式的悲情,而将苦难转化成了捍卫自由、真实与公义的宝贵的精神资源。在这本书中,作者既有记录,也有反思;既有控诉,也有追问。她的写作即是一种宣告,宣告劳教制度和调遣处的“非人化”的企图的失败,宣告自己作为一个自由与尊严不可剥夺的大写的人又站了起来,正如米沃什所说:“在那儿,在我们用道德反抗世界的秩序,在我们质问这恐怖的喊叫由何而来时,我们开始了对个人身份的捍卫。”邪恶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必须每一个受害者都勇敢地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的真相,我们的下一代才有可能在阳光下自由地奔跑。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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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反抗的记忆

 

 

未经任何司法程序、仅由警方决定而将公民关押,长达三年甚至四年,这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里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中国却是活生生的现实,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公民曾受此害。这就是劳动教养制度。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律师和各界人士强烈要求废除劳教制度,国际社会也不断呼吁中国停止劳教、遵守已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但直到今天,劳教仍然被普遍实行。劳教所除了关押轻微违法人员之外,也关押吸毒者、卖淫嫖娼人员、精神病人,而且更多地用来镇压法轮功信仰者、上访者、异议人士。

这些还是对劳教的一般印象。法律人也许多知道一些历史、理论、政策方面的背景。就像对世界上大多数事物的了解一样,往往满足于外在的印象或流行的说法,我们没有机会或不大愿意深入细节、情节、真实的情感和人的命运中去,像战争、灾难、革命、牢狱、屠杀、酷刑这类话题,其实我们有意无意地避免深入到这些血腥、悲惨和邪恶的内部。

好的文学作品直面这一切。尤其是非虚构的纪实文学作品,对我们日常经验是很重要的弥补。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切,不能假装我们身边的事情未曾发生。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关于劳教的亲历和见证,它给我们的启示却不只是有关劳教的,它包括了政治、社会和人性的更广阔的领域。

《不虚此行——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的作者野靖环,是“新国大”金融诈骗事件的受害者,在长达11年的维权上访过程中多次遭到警察殴打,数次被拘留、逮捕、劳教。她在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遭受各种折磨,一度到了承受的极限,她对自己说:“我不能死、我不能疯、我要健康的活着出去!我要把罪恶的劳教制度写出来,我要做历史见证人!”正是这种作见证的渴望,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劳教的真实面目;而正是这种写作,使作者得以脱离邪恶的污染,得以审视人性并建设性地参与现实。

  

根据作者的调查,“上访的”劳教人员绝大多数都挨过电棍、关过“小黑屋”。虽然中国较早加入了反酷刑公约,但酷刑仍在看守所、监狱等羁押场所普遍存在,每年因酷刑致死致残的公民也不在少数。劳教所的酷刑同样极为残酷,尤其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这类至今仍在实施的针对一个信仰团体的迫害,明显构成反人类罪行,早已跌破文明底线。但无论国际国内,敢于或愿意为此发声的仍然很少。这是对自称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一大群人的讽刺和耻辱,时间的流逝不会减轻而只会加重这些耻辱。

王力雄在评论廖亦武《证词》时写到,中国监狱的“中国特色”在于,“执法者可以制度化地对犯人实施全面凌辱与虐待。”本书作者描述的重点不在肉体上的酷刑,而是对身体的日常“规训”、心理和精神上的折磨。由北京市劳教局规定的管理制度和调遣处制定的“规范标准”,根本就是为了折磨人、侮辱人,为了消灭人的基本尊严。

比如,“在筒道里走要低头、排队要低头、跟警察说话要低头,低头的标准是看着自己的脚尖”;比如,“不到规定的时间不许上厕所”;“拖鞋、牙刷等物品要在床底下摆成一条线,丝毫不能错位”;比如,洗脸的时候洗了一下脖子,“小哨”马上叫道:“谁让你洗脖子啦?只能洗脸,不许洗其它地方!”比如,打饭时要求女劳教人员要面朝警察低头弯腰90度、男劳教人员要单膝下跪,双手举盆;比如,湿衣服晚上也不能晾在床上或椅子上;比如,不准向窗外张望;比如,劳教人员之间必须称呼姓名,如果叫“阿姨、姐姐”之类,要扣分。这类要求比比皆是。进劳教所的第一天干部就训话:“说得明白一点儿,就是别拿自己当人看。”管理者让劳教人员自己放弃做人的资格,在管理时也的确做到了不把劳教人员当人看。有劳教人员总结,劳教管理的方法是:“打击你的自尊、毁灭你的灵魂、贬低你的人格、损害你的健康。”其实,这些手段不是为了达到“教育改造” 的目的,而是为了把人训练成非人。这才是劳教的目的。

对思想和精神的改造,与对身体的规训也是连在一起的。随时随地会有人被责令写检查;对不服从“管理”的或不愿放弃信仰的采取“包夹”、“关禁闭”等惩罚,或者扣分、停止购买食品、取消与家人会见的机会、延长关押期限或以延期相威胁。“包夹”似乎是中国的独创,按规定,负责包夹的劳教人员距离被包夹的人不能超过10公分,24小时形影不离,而且要作详细的包夹记录,一言一行、任何情绪变化、甚至睡觉的情况都要记录下来。一次野靖环被训斥“表情太放松了!”原来是副大队长从监控探头中看出来的。那个随时工作的监控探头、监听器和小喇叭,很容易让人想起《1984》里面的电幕,和随时随地看着你的“老大哥”。在那里,你越坚强、越淡定、越有人性,他们就越恨你。当人成为服从机器、成为低贱的虫豸、成为野蛮的帮凶,管理者最高兴。

在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曾经在拘留所一起被关押的卢静与野靖环结下深厚友谊,她管野靖环叫妈妈。作者印象中,“她总是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快乐,对我有很大感染,我很喜欢她。”但卢静被安排包夹作者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天哭着对她说:

“袁队长说,所有的人都向她报告,说我从来没有骂过你,还经常跟你说话,说我在筒道替小哨值班时,还让你放茅、洗手。她知道的太细了。她说如果我还想减期,就必须改变对你的态度。她说知道咱俩在海淀拘留所的关系,所以才容忍了这么长时间,以后不行了!野靖环,以后我得按队长的要求管着你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没有活路了。”卢静一直哭着说。

我说:“卢静,你以后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不用考虑我。”

卢静说:“按队长的要求,我每天都得骂你一顿。看在咱俩在海淀拘留所的交情,我是下不了这个狠心的,但是没有办法,我要不找你的茬,人家就找我的茬,最后的结果跟你一样被包夹。我要是像你这样天天被人家骂着,训着,我就活不了了,所以我得先保住自身吧。我蹲了4年大狱都没这么难受过,我在这儿才4个月,我真受不了了。”

卢静被整怕了,她变了,经历了痛苦的挣扎。这是劳教所吞噬人性的真实写照。它把每个人置于道德困境:要讲道德、讲良心,就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受害者成为施害者,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被关押者监管、殴打、虐待同类远远超出了制度允许的范围,甚至远超出正式工作人员施害的程度。在另一个意义上,施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他们在残害他人身体、摧毁他人尊严的同时,也失去了人性的完整。对被关押者如此,对管理人员也如此。他们努力使别人成为非人的同时,自己也被异化成了非人。

劳教所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不仅仅在象征的意义上;劳教所也是政治体制的缩影,劳教所残留了很多极权制度的毒素,像当下中国社会一样。冉云飞有个说法:中国是个互害社会,这从本书中,从真正的见证文学作品中,从被屏蔽的网络新闻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仍然保持了人性的尊严。她教别人认字、帮别人写信;她为自己的权利也为别人的权利而抗争。有时候抗争会有一点点效果,这点改变可能会形成惯例,从而惠及其他劳教人员。在抗争时,管教干部会让其他劳教人员“陪绑”,她又考虑其他人的利益而被迫放弃。同时,她尽力发掘其他人的人性光芒,哪怕这光芒在四周的黑暗中只是偶尔地一闪而过。她尽最大努力去理解施恶者,不把他们当成纯粹的魔鬼。有时候一个表示支持的手势、一个理解的眼神、一句温暖的话,也能体现出未泯的人性之光。

作者评论调遣处的女警察:“她们为什么总是把自己美丽的一面掩藏起来,而把凶狠残暴的一面表现给我们呢?在她们眼里、在她们心里,劳教人员不是人!她们从20岁参加工作就被领导训练成迫害劳教人员的工具!”“一个原本善良、阳光的正常女孩,就这样被改造成像杨大(队长)一样的人。稍有些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血压180是需要休息的,否则会出危险。而古力却让这样一位老太太一遍遍的练左转、右转,用折磨别人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调遣处摧残的不只是劳教人员,还摧残了许多年轻的管理工作者善良的人性。”

见证和书写苦难,是为了使悲剧不再重演。作者获得自由之后曾给有关劳教干部写信:“我写出这本书,是希望这些流着劳教人员血和泪的故事永远不要再出现,我也希望你不要再虐待劳教人员,不要再干这种侵犯人权、伤天害理的事了,让这一切成为历史吧!”但是没有回音。

 

劳教是个反人性的制度,它的存在是人类的耻辱,而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耻辱。就像奥斯维辛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奥斯维辛一样,它是全人类的。制度恶与人性恶纠缠一起:人的选择的行动形成体制,罪恶的体制激发了人性中黑暗邪恶的一面,从而制造更多的罪孽。体制之恶不能免除个体责任。没有一个离开行动者的抽象体制,没有一个靠文字就能自动执行的法律。如果把一切罪恶都轻轻松松地推给“罪恶的劳教制度”,就等于放弃了个体的人性责任和生活意义,如果不反省和清理每个具体执行者的罪恶,任何罪恶的体制都不会结束。而面对真相、拒绝遗忘是反思的前提,对于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人们、对于罪恶的和苦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来说,回忆和写作,乃是人们能够重建人性的方式,这本身也是对极权和罪恶的富有意义的反抗。真相一旦说出,就不会被暴力战胜;见证一旦做出,就不会被遗忘掩埋。

“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桑塔亚那)。没有记忆,人很难成为完整的人;就如同没有希望,人性也很难得到发展。人类社会就是在记忆和希望中前进的。无论是行动还是梦想,都是和记忆连在一起的。关于记忆文学的思想政治意义,很多作家都有过论述。

君特・格拉斯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回忆。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他的颁奖词中说:“文学仍然是一种力量,人急于忘记的东西,文学却能够记如此之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认为,幸存者的写作“不是一种职业,不是一种志业,而是一种义务。”而马格利特用了一整本书来讨论《记忆的伦理》,他认为,人际关系中含有记忆的伦理责任,而当侵害人类的凶恶罪行发生时,或者普遍人性受到攻击时,人负有记忆的道德责任。人必须记住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件。

极权主义要控制人的记忆,要人们遗忘真实的历史,那些敢于说出真相的人必定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因为真实的记忆和言说,往往成为极权统治者极力掩饰的重大罪行的见证。如果人人都不去记忆和言说,人们的苦难就永远不会停止,而作恶者将有恃无恐地持续他们的罪行。

我们必须对得起所受的巨大苦难。一百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所受的苦难可以和奥斯维辛相比。我们已经看到,廖亦武、杨继绳、郑义、龙应台、杨显惠、严正学等作家写出了有力的作品;我们有理由呼唤,这些曾经和正在遭受的苦难得到更有震撼力的记忆和叙述。我们期待出现汉语文学界的威塞尔、索尔仁尼琴、策兰和卡普钦斯基。无论是见证文学还是虚构文学,真正的文学需要我们真实地面对我们的历史、拷问自己的灵魂并悲悯地凝视人类的未来。

是为序。

 200911月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