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9日星期三

被绑架的经过

被绑架的经过

 

一、从火车门直接抓进汽车门

921中午1110分,我们乘坐的由北京开往上海的T103次列车缓缓驶入上海火车站,就看见站台上站着78个警察。火车停稳后,这些警察恰巧就在我们的3号车厢门口。

这节车厢是硬座,从北京发车时,没有买到坐票的旅客就在过道上站着,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空隙。有的人实在累得站不住了,坐在地上,再想站起来就困难了。我们虽然买到了座号,但是,从20号晚上10点一直坐了13个小时,一路上不敢吃东西、不敢喝水,因为上一次厕所实在是太艰难了。

火车停稳前10分钟,空调里的凉风就没有了,外面的温度是34度,车厢里的温度立即上升,车窗又是密封的,又闷又热。眼看着站着的那些人的汗就从脸上冒出来。肖娟和庞银平、王玲有高血压、心脏病,再加上一夜的疲劳,她们马上就觉得不舒服了。于是,我们都坐着不动,等人家都走完了我们再收拾行李。

车门开了,人们开始挪动。突然听到一声喊叫:

“都退回去!都坐下!一个也不许下车!”

过道人都站住了,个个满脸流汗,傻呆呆的扛着行李站着;座位上的人正在拿行李,听到喊声后也立即坐下了;全车厢鸦雀无声。

随着话音,一群人涌入车厢。这些人都是18左右的壮汉。没看清他们是怎样挤进来的,有几人瞬间就来到了我们位于车厢中间的座位前,其他的都挤在过道上,齐刷刷的一排人高出旅客们一大截。

突然,我看到了2个熟悉的面孔,是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的民警小陈和小柴。我明白了,这些人是来拦截我们的。

这时又看见了北京市公安局治总的副支队长,手里拿着一沓打印机打出的照片,第一张就是我。我立即猜出他们是坐飞机连夜赶到上海的。我们朝着小柴和这位副支队长喊起来:

“你们不让我们来,为什么不在北京拦住我们?为什么东城的都拦在了北京?你们这是成心折腾人!你们就是想让我们累死、病死!你们坐飞机花多少钱?你们动员这么多上海的警察来抓我们,浪费多少警力?这就是你们的功劳了!”

这时一个列车长说:“我们的车该开走了。”

小柴已经没有耐心了,喊:“把她们弄下去!”

我妹妹第一个被两个高大的年轻人提溜着,就像揪着一个小鸡似的,脚都没沾地面就被塞进站台上的汽车里了。

只有肖娟是在北京市信访办的那个人的陪同下,“自己亲自”挪动着身体走下火车,下台阶时还有人扶着。她看见我和妹妹都被塞进黑色面包车,就想朝这辆车走,但是马上就被拉到白色依维柯面包车上。妹妹隔着汽车玻璃用手机照肖娟上车的情景,立刻扑上来两个小伙子抢手机。

二、从上海火车站直接押送北京久敬庄

一辆警车前面开道,白色依维柯、黑色现代紧随其后,呼啸着驶出上海火车站。这时我发现,白色依维柯是车牌是北京的,黄牌“京E 30689;黑色现代是上海的。

我妹妹问,要把我们拉到哪去?回答,北京。

“啊!”妹妹大叫起来“我预订的旅馆都交钱了呀!你们先带我们去退房吧!”

当然,一切都是无用的。

汽车在一座楼房前面停下,有人下车有人上车,有人握手有人招手。

等待的功夫,我提出上厕所。不许,说是出了上海才能上厕所。

三、在北京久敬庄关押、受审

到了22日早上7时进入北京,看到了久敬庄的路标。750分,驶进了北京专门关押“上访人员”的久敬庄的大门。

10点,呼啦一下子涌进来30多个警察,黑压压的站了一大片。其中有肖娟、庞银平、王秀珍、野靖春、王玲的片警,还有治总的几个人,其他的都不认识。他们要把我们分别带出去审问,我们拒绝,要求先说明为什么把我们绑架?

到了下午2点,那几十个警察又回来了,而且许多警察的手里都举着摄像机、照相机对着我们,噼里啪啦的快门声、连续闪烁的闪光灯,看这阵势像是要被拉出去枪毙了。

治总的高个子警察站在这群警察的前面,表情严峻的说:“我代表北京市公安局向你们宣布,现在,依法告知你们,必须接受分局民警的谈话。”

我问:“你是依据哪条法律告知的呀?”

他说:“我就是依法告知。”

我问:“你告知的内容是依据哪条法律呀?”

他说:“就是依法。”

这时,其他警察纷纷涌到自己的“犯罪嫌疑人”身边。就这样,被带到各个谈话室谈话。

4点至5点,陆续被带离久敬庄。

四、都说自己是组织者

说是谈话,比审问还严厉。每一个“团伙”成员都分别被34个警察带到停车场南面的平房单独被“谈话”。内容是:

谁组织去上海的?谁买票?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世博会的票是哪来的?

每个人的全部行李都被仔细搜查。海淀区公安局治安处的姓于的警察要搜查我的书包,我让他出示搜查证,他说特殊情况下没有搜查证。我说你这是违法行为,他理直气壮的、轻蔑的说:“你告我去吧!”

每个人都说是自己组织去上海的,不知道组织去上海参观世博会违反了哪条规定?犯了那条罪?

控告书

控告人:

1、刘秀贞   东城区北吉祥胡同15   110102195406173363     15300150228

2、郑威      东城区连丰胡同18    110101195601302021     13520114330

3、王玲      朝阳区芍药居21-4-502   110102195401171967    

4、庞银萍    朝阳区新源里南小街12   1110105195012041527

5、王秀珍    朝阳区新源里南路11     1110104194507012524

6、贾建英    西城区朝阳庵9号楼        110104195810311628

7、野靖春    西城区展览路葡萄园43    110102195607062782

8、野靖环    海淀区四道口27         370303195301181741

被控告人:

1、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便衣人员:姓谢、姓王、姓陈(在上海火车上)、姓陈(在北京久敬庄)、姓柴。

2、在火车上绑架并押送至北京的安元鼎公司的15人。

3、参与在久敬庄审问的民警:

西城公安分局民警:王书明  边疆 

朝阳公安分局民警:高宏  孙广英  董副所长(新源里派出所) 姚杰、杨秀英。

海淀公安分局民警:李国强、赵辉、于志?

4、东城公安分局限制刘秀贞、郑威人身自由、强迫退票的民警:艾杰、王杨。

5、西城区公安局限制贾建英人身自由的民警:翟明

请求:

查清犯罪事实,依法惩处上列人员。

涉嫌犯罪事实:

2010921前后,北京市公安局滥用职权、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绑架、非法拘禁、非法搜查,特此提出控告。

1920由北京市公安局交道口派出所3名民警对刘秀贞采取不准走出家门的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强迫刘秀贞交出当天晚上开往上海的T103次火车车票和返回的车票。

2、同日,由景山派出所民警以同样的方式强迫郑威交出火车票。

3919上午,北京市公安局警察把贾建英从工作单位押送回家,不让去上海,也不让上班,连门都不许出。在她家门口24小时警察值班,一直到922

4、庞银萍、王秀珍、王玲、野靖环、野靖春、肖娟6人在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刚刚停在上海火车站就被治安总队的警察绑架到汽车上,并雇佣保安公司2辆汽车,历时20小时,直接开往北京久敬庄。在久敬庄又被关押、审问9小时。

 

上列人员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第239条绑架罪、第397条滥用职权罪。

请求贵院查明事实真相,严惩北京市公安局部分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

 

此致  东城区人民检察院

 

附件:《被绑架的经过》

 

                                                     

                                                                                      野靖环 野靖春 王玲 庞银萍

  王秀珍 贾建英 郑威 刘秀贞

20101229

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没有搜身、搜包,感觉好极了!

到东城检察院交了"参观上海世博会被绑架回北京"的控告材料。按属地原则,告北京市公安局要到东城区检察院。

自从东城区检察院盖起了新楼之后,我们还是第一次来。到了正门(东门)一打听,得知控申、信访接待处在办公大楼的北门,转过去就是。到了北门,发现是与正门一样的大大的玻璃门,一下子就产生了一种愉快的心情。大家也许觉得奇怪,怎么一看到大门就愉快了呢?因为,北京市的各级、各个公、检、法机关都是让我们走最隐蔽的,最阴暗的,最角落之处开的一个小门。比如北京市司法局吧,它的正门朝南,高大威严、富丽堂皇,可是,那不是人出入的地方;来办事的一部分人要走东门,东门也比较气派,但不让我们出入;控告、信访的门还要往后面走,又看见一个大门,那是汽车出入的;绕到北面,再往西面走,看见一个紧闭着的小门,才是控告、信访的,然后你就使劲敲门。偶尔,门也是开的,那样我们就觉得很幸运了。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大厅。我们居然直接进来了!大厅里有保安,有检察官,他们态度和蔼、有礼貌的问我们"有什么事?"居然没有搜身、搜包!太惊讶了!轮到我们不习惯了。前几天,我们到北京市一中院准备参加梁波案二审的旁听,一中院传达室的、立案大厅的法官、法警就像对待要饭的一样,态度蛮横,斜着眼看人(有照片为证)。前几天,我们到了海淀法院,更严重了,法警们都全副武装,好像来的人都是恐怖分子。

最坏的是北京铁路检察院,包龙军的博客里已经写了,就不重复了。

接下来,马上就开始接待,5个人进入接待室,其他人在大厅里坐着。我们居然可以和检察官坐在一间屋子中说话。在许多地方是隔着玻璃的,也不知道他们怕什么?老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看来他们的亏心事做得太多了。当我们问接待的检察官贵姓时,他立即就说"姓李。"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十分奢侈的,因为要想问出接待你的人姓什么、叫什么,一般是比登天稍微容易一点儿的事。这时的感觉更好了,感觉有自尊了,感觉自己是人了。

说了半天,才说到正事。我们递交了《控告书》,复印了参加控告的13人的身份证,介绍了基本情况。只用了40分钟就办完了。

我写到这里时,自己都不知道什么事对我们是重要的了。想一想,还是温家宝说的对,人的尊严最重要。可是,温家宝总理是光说不练----假把式!

2010年12月27日星期一

劳教专题

洗脸与反党

野靖环

这个题目很荒唐。谁能把“洗脸与反党”联系在一起呢?只有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

我是2007424日进入调遣处九大队的。刚进来,就被“清身”,许多衣物和生活用品都被“自愿抛弃”了。我要求留下一条毛巾擦脚,搜身的女警察不耐烦的告诉我:“按规定,只许用一条毛巾。”

第二天早上550分起床后,以班为单位,按顺序放茅、洗漱。这个班出了厕所,那个班才能进来,两个班的人不许见面。

早上上厕所,从进门到出门只有4分钟时间。小哨(牢头狱霸)已经喊“六班还有1分钟”了,可是昨天和我一起进来的王晓丽(61岁)还蹲着,像是大便的样子。班长齐兆兰站在门口叫王晓丽起来,说早上不许放大茅,10点钟的放茅时间才允许放大茅呢。

王晓丽说:“我每天都是早上大便。”

马上,指挥放茅的小哨和齐兆兰一齐叫嚷开了:“王晓丽,你少废话,快起来,这不是在你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还想睡觉呢?行吗?这是调遣处!”

王晓丽说:“在哪儿也得让人拉屎撒尿啊!”

“在这儿就不行!”齐兆兰一边说一边走到王晓丽的茅坑前,“因为你一个人耽误了大家洗脸,你缺德不缺德?快起来!”

(这里都是以班为单位集体活动,一个人犯错误全班挨罚班。这是连带责任制和陪绑制度。)

王晓丽没有办法,只好站起来。

洗漱也只给4分钟时间。厕所的隔壁就是水房,我一进水房就麻利的拧开水龙头,一边用盆接水,一边快速地刷牙。这里的水像冰水一样凉,含在嘴里冰的牙疼。刷完牙,我用手沾一点水搓了一下脖子。马上就听见了小哨的叫声:

“野靖环,谁让你洗脖子啦?只能洗脸,不许洗其它地方!”

我说洗一洗昨天剪头发的头发渣子,扎的很难受。

小哨说必须先向队长“求洗脖子”,队长允许后才能洗。“你不求就敢洗是破坏规定。”

我说:“我刚来,不知道这个规定。”

小哨说:“你不知道你还看不见别人怎么洗呀?装傻充愣的!”

我只好不洗了。我刚把手抹上肥皂就听见喊了:“六班还有一分钟”,我赶紧把水扑噜到脸上,就算洗了脸。

王福芳是最后一个离开水池子的,小哨朝她喊:“你磨蹭什么?快点!今天超了时间,明天就停你洗漱!”。

回到班里,我一边用湿毛巾擦脖子上的头发渣子,一边说:“洗脸还不让洗脖子,怎么这样呢?”

班长齐兆兰立即制止我说:“野靖环,不许散布不满情绪!”

郭燕燕是筒道里的第一霸,她说:“这算什么呀。我一进时(此次是她第二次被劳教)是夏天,在调遣处3个月没洗衣服没洗澡,裤衩和袜子都能站起来。那时劳动是包筷子,干一天活儿就被土沫子、木屑糊满了。有的人刚进来时被剪头发还不愿意,还想留的长一点,没几天头发就粘在一起了。好多人都赶快剪成秃子了。又脏又热,3个月不让洗澡、洗头,那是什么滋味?胆子大的、和小哨关系好的,洗脸时偷着洗头。小哨不说,可是没有几个能逃过监控的。她们宁肯扣分、挨罚,也得洗。你还对剪头发有意见,要是那时候进来,不让你剪你才受罪呢!每个人的脖子都像车轴似的,就脸是白的,耳朵眼都被糊上了也不许洗。现在每个星期能洗一次澡了,还不是前辈们挨罚换来的。”

后来我看见,还是经常有人为了洗漱、放茅被罚。

我想好了,见到我妹妹时,让她给王岐山写信反映这些事。因为我进过6个拘留所、看守所,我向当时的市领导强卫写信反映过问题,都引起重视了。

518上午,大队长杨亚楠亲自带我出了九大队的大门。我不知道去干什么,也不敢问。等开始往接见室拐弯时我一阵兴奋,明白是带我和家人见面了。(按规定,“新生”进来15日内可以与家人见面,我已经进来24天了。)

远远地看见有两个人跟着一个警察从南边那条小路往接见楼走来。我大声喊:“大姐!小春!”

杨亚楠制止我:“别说话。”

我姐姐听见了,她转过身往我这边看着,她站在那儿愣住了,使劲的盯住我,突然,她从接见楼侧面的小路朝我这边走过来,带着她们来接见的警察喊她:“别走了,别走了。

但是她还是顺着墙边走,看着我喊:“小环!是你吗?是小环吗?”她已经认不出我了。

这里的接见是隔离式的,隔着玻璃,两边拿着电话。我姐姐的眼泪不停的往下流。

我对姐姐和妹妹说:“这里挺好的,一人一个铺位,吃的比拘留所好,我吃的也很多。”

我妹妹说:“你就别跟我们说假话了,张淑凤刚出来,我们都知道里面是什么样了。”张淑凤是北京顺义的上访人,她可受尽了虐待。

我看她们知道这里的事了,就把洗脸、上厕所、一个星期只能洗一次内裤的事说了,让她们给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写信反映。

杨亚楠坐在我身边,不停的打断我说话。“别说这个!”“这是问题吗?”

我妹妹看见杨亚楠总是阻止我说话,隔着玻璃朝她喊起来:“你为什么不让她说话?你们心里有鬼吗?”

虽然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但是和家里人见面之后心里踏实多了。

回到了九大队,杨亚楠把我带进北一,让我以军人立正的姿势低头站着,教训了我一个半小时。

 “野靖环,你今天违反了接见纪律,你知道这是什么错误吗?”

“你竟敢跟家里人说这些废话!让你见面,就只能说好,不利于改造的话不许说!你才来几天哪?别人都是这样洗漱、放茅,你就想特殊?不就是不让你洗内裤吗?别人都不洗,怎么你来了就那么多事儿?”

训话结束时,我的腰和左腿已经疼得麻木了。

68上午,我被叫到北一,副大队长袁源和2个男警察在屋里。我站在门外按规范报告后被允许进来。

其中一个戴着三个星的男警察说:“我是北京市劳教局的,我姓冯。我们来调查几个问题。”

我一听是劳教局来的人,立即激动起来,好像见到了救星。

我就开始说了:“正好我要向领导反映一些问题------

马上被他打断了:“你别忘了你的身份,现在你只能听我问你问题,问什么说什么,你不要自己说。”

我说:“你不是来调查情况的吗?我有情况不能说吗?”

他说:“我再跟你说一遍,别忘了你的身份!”

我说:“我是什么身份哪?”

“你是劳教人员啊!你不知道吗?”他说。

“是啊,我是劳教人员,我反映劳教人员的问题还不行吗?”

他说:“看来你还是没有摆正身份,现在我再告诉你,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

他看着我的鞋问:“你的鞋怎么破了?”

我说:“我的脚趾甲一直没剪,顶破了。”

“不可能!你才来一个多月就能长那么长?我参加野外生存训练48天还没顶破鞋呢。”他说。

他的这种口气让我觉得心里凉了。

我说:“我在拘留所就一直没剪。我想你参加野外训练时可能是穿的皮鞋,而这里发的鞋只有两层布。”

他又问:“你们这儿可以洗内裤吗?”

我说:“一个星期洗一次澡,让洗一次衣服。我就是想请求能------

“你撒谎!”他打断我的话“我刚刚调查过别人,人家说可以随时洗内裤。”

我惊讶极了:“你调查谁了?就因为不让洗内裤,我只好用护垫,又过敏,得了阴道炎。我还让我妹妹给王岐山写信反映这个问题,怎么会有人说每天都让洗呢?”

他说:“那只能说明你没说实话,我和你谈话之前已经在大厅调查了,好几个人都说可以洗。”

我说:“你把她们都叫来当着我的面问一问,你把所有的人都问一问,是不是我没说实话。如果每天都让洗,我还跟家里人说不让洗,我又撒谎了,又让家里人着急了,那我可就是有毛病了!”

他又问:“你们中午可以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吗?”

我说:“不让睡。一整天连眼睛都不许闭一下。中午放下饭碗就干活,非常疲劳,下午干活的速度明显比上午慢。年老的人很多,中午这段时间确实很难受,希望领导能解决。”

他说:“你又撒谎了,我刚才也问过别人这个问题,人家都说中午可以休息。”

我提高了嗓门:“明明是中午不让休息,怎么会有人当着你的面说中午能休息呢?到底谁在说假话呀?这是怎么回事呀?你们来调查了,为什么大家不如实地反映这里的情况呢?”

我进北一之前看见几个牢头狱霸在大厅里聚在一起,断定她们说假话了。回到班里,我就直截了当的问“生活委员”代元元:“你为什么不说实话?难道你不想洗内裤吗?你不想中午休息一会儿吗?你被长留了不是很难过吗?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改变咱们的环境呢?”

代元元无可奈何的说:“我根本没说话!她们那样说,我还能说什么?”

“她们为什么那样说?”我奇怪的问。

“不那样说行吗?你挨大队长的骂算是轻的,要是换了别人敢说这些话,就等着吧。我们要是敢跟领导说,还活不活了?”听代元元这样说,我也理解她们的难处了。

723星期一,下午是九大队的接见时间。凡是等着和家人见面的人,都从早就心情激动,我也是这样。

上午,我被带到北一,一个体态偏胖、略显臃肿的中年男警察坐在桌子前,我按规范报告之后进去立正、低头站在他面前。桌子上放着一张纸,他看着纸,头也不抬的问:

“《劳教人员守则》第一条是什么?”

“是,报告领导,《劳教人员守则》第一条: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准散布敌对言论和煽动敌对情绪。报告领导,回答完毕。”我马上按规范的报告词回答。

他说:“你利用写信和见面的机会把劳教场所的情况暴露给外面,违反了劳教的有关规定,所以停止你三个月与家人见面。你向外面说这里的情况就是散布敌对言论,就是不服从管理;不服从管理就是说明你对劳动教养不服;对劳动教养不服就是反对劳教制度。劳动教养制度是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制度,你反对劳教制度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反党。所以,你违反了《劳教人员守则》的规定。现在,经北京市劳教局研究决定,先停止你与家人见面,看你的表现再做进一步处理。”

他的每一句话,都像无数根针一样扎在我的身上,直刺我的心脏。

我的声音都哆嗦了:“报告领导,我只是反映了洗脸、上厕所的问题,这和不服劳动教养没有任何关系。就算我不服劳动教养,也不能定性成反对共产党啊?我跟家里人只说了不让洗内裤和干活时间太长了,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你可以定我是诬陷罪,也不能说我是反对共产党啊,那不就成了政治犯了吗?”

他不说话。

我的声音不在颤抖了,嗓音提高了说:“我还要向劳教局反映问题,为什么对我实施包夹?为什么不允许我直接跟队长说话?为什么利用劳教人员整治劳教人员?”

我还说:“我的腿已经肿起来了,这种包夹的方式是虐待,是迫害,我要求劳教局领导制止这种做法。”

他站起来说:“你走吧。”

下午,其他人出去接见了,我和王淑贤(56岁)没有去接见。她没写接见信,她家在平谷山区,太远了,孩子来一次要两天时间。

停止和家人见面是一种严重的惩罚方式,我的心里像油炸一样的难受。

王淑贤一句话不说,默默的坐着,又默默的掉眼泪。

在筒道里值班的小哨看见了,站在门口朝我叫喊:“野靖环,是不是你挑动法轮功了?”

我不说话。

王淑贤赶紧说:“不是,不是,我们没说话,我就是想儿子了。”

当天,包夹人史立娜写在《包夹记录》上写:野靖环煽动法轮功的不满情绪。(她把记录本上的一张纸撕掉,揉成一团,放在桌子上。她离开桌子时我打开看到了这句话,只是情绪的“绪”写成了继续的“续”。可能因为写错了才撕掉的。)

经过我妹妹和“新国大”朋友们的斗争,我被停止2个月接见。到924日恢复我接见时,我才知道是我妹妹给王岐山写的信转到劳教局了,他们来调查后给王岐山办公室回复,说经过调查,野靖环反映的问题不是事实。王岐山办公室将此回复书面寄给我妹妹。

您明白“洗脸和反党”的关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