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7日星期日

北京老妇女团伙 观上海世博被擒记


北京老妇女团伙

观上海世博被擒记

野靖环

 

上海世博会新闻

北京警察连夜飞往上海,和铁路警察、上海警察联手抓获以野靖环为首的参观世博会的6人老妇女团伙,由“镖局”公司雇佣的便衣武警押送回京。

由于高级领导的果断决策,此次保卫世博会的维稳行动大获全胜,没有一人反抗、没有一人漏网;

由于高级领导的英明指挥,在上海火车站直接参与抓获行动的人员仅用了60余人;在北京久敬庄直接参与关押、审问、押送回家等行动的人员仅用了50余人。

此次维稳行动的费用仅用了XXX万元(国家机密)。

 

一、从火车门直接抓进汽车门

2010年的中秋节期间,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

921中午1110分,当我们乘坐的由北京开往上海的T103次列车缓缓驶入上海火车站时,就看见站台上站着78个警察。火车停稳后,这些警察恰巧就在我们的3号车厢门口。

这节车厢是硬座,从北京发车时,没有买到坐票的旅客就在过道上站着,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空隙。有的人实在累得站不住了,坐在地上,再想站起来就困难了。我们虽然买到了座号,但是,从20号晚上10点一直坐了13个小时,一路上不敢吃东西、不敢喝水,因为上一次厕所实在是太艰难了。大家疲劳极了,望眼欲穿的盼着快点儿到站吧。

火车停稳前10分钟,空调里的凉风就没有了,外面的温度是34度,车厢里的温度立即上升,车窗又是密封的,又闷又热。眼看着站着的那些人的汗就从脸上冒出来。肖娟和庞银平、王玲有高血压、心脏病,再加上一夜的疲劳,她们马上就觉得不舒服了。于是,我们都坐着不动,等人家都走完了我们再收拾行李。

车门开了,人们开始挪动。突然听到一声喊叫:

“都退回去!都坐下!一个也不许下车!”

过道人都站住了,个个满脸流汗,傻呆呆的扛着行李站着;座位上的人正在拿行李,听到喊声后也立即坐下了;全车厢鸦雀无声。

随着话音,一群人涌入车厢。和那些疲惫不堪的旅客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些人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都是18左右的壮汉。没看清他们是怎样挤进来的,有几人瞬间就来到了我们位于车厢中间的座位前,其他的都挤在过道上,齐刷刷的一排人高出旅客们一大截。

突然,我看到了2个熟悉的面孔,是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的民警小陈和小柴。我明白了,这些人是来拦截我们的。

两个人对我说:“下车吧!”

我喊起来:“让旅客先走!他们不走我们出不去!”

可能他们也看见这种场面把我们弄下去会挺麻烦的,于是开始放人下车。那些下车的人用惊恐的眼神看着我们,我朝着他们说:

“各位乘客们,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没有干坏事,我们就是到上海来旅游的。这些人是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不是黑社会,他们不是图财害命来绑架我们的。对不起大家了,让你们受惊吓了!”

旅客们被“快走!快点!”的声音驱赶着,下车的速度极快,转眼的功夫就空出了半个车厢。此时姓陈的警察一直搂住肖娟的肩膀,贴着她的脸说:“肖大姐,别生气,有什么事回去找我。你的高血压可太吓人了,可别在这病倒了。”这个姓陈的警察是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驻北京市信访办小分队的。肖娟患有多种疾病,在200610  中全会时,景山派出所把她女儿段莹打伤,并将她母女拘留,她的血压是230,拘留所的医生不签字收人,按规定,血压180就不收了。可是派出所所长张豫柱找到东城拘留所的政委,终于关押进了牢房。但是3天后又被送往医院抢救,并通知我们接她回家。

200734,因为我们16人到中央电视台被关押在海淀区永定路派出所,肖娟的血压就高到了240,急救车将她送到了武警总医院救治,她才没有被拘留。我们12年的上访中,警察都知道肖娟的情况,他们还是有人性的,还不想让死人的事情在“新国大”“上访人员”中发生。所以,陈姓警察就把肖娟保护起来。

这时又看见了北京市公安局治总的副支队长,手里拿着一沓打印机打出的照片,第一张就是我。我立即猜出他们是坐飞机连夜赶到上海的。我们朝着小柴和这位副支队长喊起来:

“你们不让我们来,为什么不在北京拦住我们?为什么东城的都拦在了北京?你们这是成心折腾人!你们就是想让我们累死、病死!你们坐飞机花多少钱?你们动员这么多上海的警察来抓我们,浪费多少警力?这就是你们的功劳了!”

这时一个列车长说:“我们的车该开走了。”

小柴已经没有耐心了,喊:“把她们弄下去!”

其他的旅客已经没有了,只有一个穿一身黑衣服的老太太被按在我们对面的4人座位上。我们又说:“跟这个老太太没关系,让人家走!”

这可真是笑话。原来,火车开出北京后,大约一个来小时,2个女列车员要查我们的票。我们问她:“是都查呀?还是挑选着查?”她说都查。我们又问:“那你为什么不从头开始,偏偏到我们跟前才开始查票?”她也不急,就是说让我看看车票吧。庞银平大姐的车票正好放在随身背着的小包里,就拿出来给她看了,她还用红笔划了一下。再跟我们要我们就不拿了,也因为实在是不好拿。她问你们是一起的吗?几个人?庞大姐说是一起的,6个人。

庞大姐还说,别惹着列车员,要不然就像王宇那样,该诬陷咱们打她了。

又过了一小时,挤过来一个满头大汗的大肚子胖警察。他说着标准的南方普通话,要查我们的身份证。

我们问:“为什么查身份证?出了什么问题了吗?”

我妹妹说身份证放在行李架上的箱子里,不好拿。胖警察还要帮她拿。他的态度很好,不急不躁,就是反复说着:我是执行公务,给我看看吧。

此时,那个黑衣服老太太是和我们一起坐在6个人的隔断里,她赶紧拿出身份证给了胖警察。胖警察看了之后就走了。

大概是过了无锡,他又来查身份证。我妹妹正好站在座位上舒展身体呢。他赶紧朝我妹妹说,你的身份证不是在上面吗?正好拿出来我看看吧。妹妹就拿出来了,他看完之后走了。

我们和黑衣服老太太聊天中知道,她67岁了,是黑龙江人,到上海看儿子,路过北京时玩了几天,为了和儿子过八月十五团圆节,买不到卧铺,只好买了硬座。她给警察看完身份证后还对我们说:“可千万不能惹着警察,不就是看看身份证吗,可别为这点儿小事吃亏。”她的积极服从无理检查的态度给自己找来了麻烦,坐在那里一句话不敢说,浑身颤抖着像筛糠似的。我们七嘴八舌的说明黑衣老太太的情况。一个大官模样的南方口音的人又看了一遍老太太的身份证,还问她来上海干什么?老太太的手机又响了,儿子的电话又来了,说人都走光了,怎么还不出站哪?那个大官和北京治总的副支队长交流了几句,命令旁边的人拿着老太太的行李把她送出去。

紧接着,对我们采取行动了。我妹妹第一个被2个小伙子掐住胳膊架起来就往车厢门口拖,她的身材矮小,那两个高大的年轻人提溜着她就像揪着一个小鸡似的,脚都没沾地面就被塞进站台上的汽车里了。妹妹后来冤枉的说:我最倒霉了,你们好歹还踩到了上海的土地,我鞋底的土还是北京的。

只有肖娟是在北京市信访办的那个人的陪同下,“自己亲自”挪动着身体走下火车,下台阶时还有人扶着。她看见我和妹妹都被塞进黑色面包车,就想朝这辆车走,但是马上就被拉到白色依维柯面包车上。妹妹隔着汽车玻璃用手机照肖娟上车的情景,立刻扑上来两个小伙子抢手机。妹妹死死抱住,不放手。其实,人家也还是手下留情,要不然,我们6个老妇女也对付不了一个。

我在火车上一直没穿鞋,我的鞋已经被座位下面的行李挤到到看不见的地方了,我本来想等人们都下车了再找鞋。但是,连容我找鞋、穿鞋的功夫都不给,就把我拖下火车塞进汽车里了。最后,一个人把我的鞋拿出来。我们的行李也被他们拿乱了,但是一样都没少。只是王玲的交通卡放在上衣兜里,一拖拽,交通卡就从宽松的衣袋中滑落,丢失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哪两个人对付哪个老妇女,上哪辆车,坐哪个座位,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二、从上海火车站直接押送北京久敬庄

一辆警车前面开道,白色依维柯、黑色现代紧随其后,呼啸着驶出上海火车站。这时我发现,白色依维柯是车牌是北京的,黄牌“京E 30689;黑色现代是上海的。

我妹妹问,要把我们拉到哪去?回答,北京。

“啊!”妹妹大叫起来“我预订的旅馆都交钱了呀!你们先带我们去退房吧!”

当然,一切都是无用的。

汽车在一座楼房前面停下,有人下车有人上车,有人握手有人招手。

等待的功夫,我提出上厕所。不许,说是出了上海才能上厕所。(上海忒胆小了,怕我们的尿里有毒有害吗?)我只好拿出3个塑料袋套在一起,要在车上小便。因为我在火车上就憋的很难受,我们都说下车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结果又惊又吓又拖又拽的一通折腾,实在是憋不住了。

车上的人赶快去请示,有关领导竟然同意了。汽车向前移动了2,就到了公共厕所。我简直是哭笑不得,明明眼前就是厕所,为什么还要把我们带出上海才允许尿尿呢?

我和妹妹被2个漂亮的女孩子和2个英俊的小伙子押着进了厕所。后来知道,肖娟她们也一直要求上厕所,就是不许。她们又憋了2个小时,开到了远离上海的一个高速公路服务区才让尿尿。

1230分,办完了交接手续,从这座小楼前出发。又到了一个城乡结合部,有人下车拿上来许多矿泉水和几大袋子食品,有几种面包和小包装的点心。我问:“能不能给我找一点儿热水?”我的胃不敢喝凉水。治总的王姓领导非常热情,拿着我的瓶子就到旁边的 小铺子里给我要了一瓶开水。

北京市公安局治总的王姓领导是坐在我们这辆车上,谢姓领导坐在白色依维柯上,他俩是坐飞机连夜赶到上海的。前面提到的治总的小陈和小柴是北京市公安局常驻上海专门负责“截访”的,这些人一个月轮换一次。

(人家到北京来告状,叫“上访”,由此产生了各地派人到北京来“截访”。可是,到上海是参观世博会,也要全国各地的政府在上海设立专门机构,派人常驻,负责拦截。这叫什么呢?按地图,北京在上面,上海在右面,到上海就叫“右访”吧。当然也叫“截访”啦!11月广州有亚运会,到广州就该叫“下访”了,因为它在地图的下面。

奥运会、世博会在中国举行,这是全国人民的幸福。想当初,我也为此欢欣鼓舞、热泪盈眶。没想到,我为之高兴的事竟然成了我的灾难,奥运会被劳教、世博会被非法拘禁。在此声明:任何在中国举行的世界性的活动我都反对,因为,我的人身自由被剥夺,全家的幸福被摧毁!)

汽车又开动了,车上的人拿出这些食品给我们吃,我和妹妹也拿出从北京带来的食品给他们吃。他们刚开始还不敢要,我们说,这些都是密封的,不会有毒的,我和你们无怨无仇的能害你们吗?狭窄的车厢里的气氛迅速的好起来。

在和他们的聊天中得知,原来,他们都是武警战士。他们说:接到了命令,有一个团伙到了上海。(所以他们一个个奋勇当先,可能想宁肯自己牺牲也不能让战友受到伤害;也可能是想要第一个抓到团伙成员,立功受奖)上了火车一看,惊讶极了,6个老妇女,白头发的、没牙的、瘸腿的,是什么样的团伙啊?这些武警战士说,他们天南海北的押送,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汽车开到了第一个收费站,前面挂北京牌的依维柯缴费,我们这辆车也停下了缴费。我问:你们为什么不开军用车呢?在全国的高速路上都不用缴费啊?小头头说:我们原来是挂军牌、穿制服,除了不交过路费,其他方面不方便,后来改了。

一直到了5点,我们车上的小头头打电话,让那辆车进下一个服务区吃饭。我听说吃饭,挺高兴的,我不爱吃那些面包、零食,就想吃点蔬菜喝点粥。

车停在了江苏境内的一个服务区,当这个小头头跟依维柯车上的赵经理说话后,就指挥大家从依维柯上搬下来两箱康师傅牌方便面,年轻人们先给我们送来。我从妹妹的旅行箱里拿出了大席子铺在地面,我们有的坐,有的躺,13个小时的火车硬座、连续5小时的汽车,大家都累了。庞银平和肖娟的脚都肿起来了,她俩都是高血压。(当时还没想到后面的经历)

我吃了一碗方便面,这是2天的“冒险之旅”唯一的饭。王玲也吃了一碗,另4人都没吃。

当汽车又上路时,我问小头头,怎么又不吃饭了?

小头头说,那辆车上出现了情绪不稳定的人,所以就不能坐在餐桌上吃饭。我说,那你们光吃方便面和面包,多不舒服啊!他说,这才一两天算什么呀,我们到新疆送一个人,来回十五天,去的时候整整吃了7天方便面。我问,为什么不吃饭呢?他说,那个人一直不配合。我问,为什么不坐火车呢?他说,要是闹起来影响多不好啊!我说,亏了你们是武警,要是警察早就没人干了。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个是上海人。

到底是谁情绪不稳定呀?我们休息的时候没人说发生了什么事呀?

后来得知,肖娟因为打电话,和他们发生了冲突。

一路上都不许打手机。下火车不久,妹妹就接到了二嫂的电话,二嫂问问我们是否安全到达。妹妹说,已经被押送回北京了。电话还没说完,就被要求关机。我们坚决抗议,必须和家人保持联系。妹妹说:“就是被拘留,在送进拘留所之前也是可以通电话的。”肖娟也是下火车不久接到了北京十八里店派出所民警的电话,刚说了一句“喂”就被要求关机。依维柯的小头头姓张,都叫他张队长,他要把肖娟的手机拿走。

肖娟说:“不是我打电话,是我们派出所的警察来的电话。”

张队长说:“什么警察不警察的,就是不许打电话!”

坐在司机旁边的赵经理也回过头来喊叫:“我们有规定,就是不许打电话!再打就没收!”

肖娟说:“哪儿的规定?拿出来我看看!”

正好这时张队长的电话响了,他接电话。肖娟问:“你为什么打电话?”他说:“我这是工作!”王秀珍大姐说话了:“她也是公事,你没听见是片警找她有事吗?”

张队长说:“我不管这一套,就是不许你们打电话!”

前面的赵经理下命令了:“别跟她废话!拿过来!不让打就是不让打,哪那么多废话的!”

随着这句话,坐在肖娟身后的两个武警战士立即从后面抓住肖娟的胳膊,按住他的肩膀,肖娟只剩下嘴能动了。她一边哭一边喊:

“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啊?我们犯了什么法啦?我们是来参观世博会的,连火车都没下就把我们弄回北京,这不是成心要把我们折腾死吗?我们一个月就这么点儿退休费,花了这么多钱,好不容易出趟门,就全都被你们毁了!你们这是伤天害理,早晚要遭报应的!你们还像人民子弟兵吗?你们是土匪!你们还叫人吗?你们是人生父母养的吗?你们的良心让狗吃啦?”

肖娟的冤屈、愤怒终于发泄出来了。坐在右面的一个女兵不停的流泪。

赵经理的口气也缓和了一些:“行啦!你还说起来没完了,谁没良心啊?你看我们姑娘都掉眼泪啦!”

过了一会儿,赵经理又回头朝着掉眼泪的女兵小声说:“你这样可不行,干咱们这一行的不能心软,要是------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特色吧:

如果我们抢他们的手机,肯定算违法犯罪;可是他们抢我们的手机,就是执行公务。

如果在汽车上平民抢手机,那要坐牢:可是在汽车里警察抢手机,就会升官。

按照上海市政府给外地的规定:北京市到上海的上访人员和不稳定分子,必须在8小时内带离上海;其它省市的上访人员和不稳定分子,必须在4小时内带离上海。可是我们才1分钟就被带离了上海火车站,1小时就进入了江苏。我们是“超级上访人员、超级不稳定分子”。

三、在北京久敬庄关押、受审

路上的情况就省略了吧。

到了22日早上7时进入北京,看到了久敬庄的路标。750分,驶进了北京专门关押“上访人员”的久敬庄的大门。连续2天的旅途劳累、紧张的心情、无奈无救的处境,我们疲劳到了极点。

久敬庄太气派了,比马家楼的条件好多了。停车场上隔不远就竖立一块牌子,“新疆”“甘肃”“青海”------

治总的两个领导走了,小头头朝着我们车上的治总王领导的后背说:“你们北京人真不怎么样。”一路上王领导什么闲事都不管,抢到副驾驶的座位上,睡了一路。我指着依维柯的赵经理说:你们是武警,怎么管那个人叫经理呢?他说:我们不是一个单位的,各有各的任务。

停车场的南面是两列四排平房,北面是几座像工厂的仓库那样的大房子。我们被带进了第一排大房子的大门,安检机过完了行李,就顺着用连椅隔成的过道进了里面的一个厅,这个大厅的南面好像有67间大房子,正对着门口的一间的门上挂着“上海”的牌子,我们就被关进了这间屋子,我们又变成了上海来北京上访的了。隔壁是江苏、浙江------

这种房子的设计跟老式的拘留所一样,很高,大约有4。南面2以上的墙上有一个不大的窗户,窗户下面有一个大门,我判断了一下位置,这个大门出去,可能正好是停车场“上海”牌子的地方。

一位负责安排我们的警察还是很和蔼,他说马上就加热馒头,大约20分钟。又有人马上把大厅里的6个饮水机的电源打开了,能喝到热水了,我很高兴。很快馒头就来了,两个馒头一包咸菜,肖娟竟然吃了一个半馒头。吃完了,就靠着墙,用手按住头。我估计,她的血压又高了。看门的警察用对讲机叫来了医生,肖娟的高压165,低压110,医生让她好好休息,有情况随时叫他。

10点,呼啦一下子涌进来30多个警察,黑压压的站了一大片。其中有肖娟、庞银平、王秀珍、野靖春、王玲的片警,还有治总的几个人,其他的都不认识。警察们找到“自己的人”,就招呼着要带走。大家都没动,我们不能单独被带走,我们是一起来的也要一起走,这在12年的“上访”中形成了民间的规矩。大家也都朝着自己派出所的警察说着2天来的冤屈。正在这时,新源里派出所一个警察生气的朝庞银平和王秀珍说:“告诉你们,今天过节,别耽误我们回家!”

一句话,把我们惹火了,一肚子的怨气爆发了,我们一起朝他喊起来“谁耽误你过节啦?为什么把我们还得这么苦?”“谁让你来的你找谁去!”“凭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 ------

设施改善了,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也变得“合法化”了。

治总的一个便衣警察像是今天负责的,他急躁的不得了,不停的说着让我们赶紧跟各自分局的警察出去谈话。整个屋子里的声音像交响乐团演奏调音一样,乱成一团。

我指着墙上贴着的《上访人员须知》说:“你们专门建设这种关押‘上访人员’的地方? ‘上访人员’是哪一类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上访人员’是哪一条法律定的罪名?”

他竟然说:“你他妈的不是上访的还是什么人?”

这一句话引起了我们更强烈的抗议,吵嚷声把屋子灌满了。这时,其他的警察全部都离开了屋子,只剩下他们3人。不知什么原因,他突然说:“我刚才说错了,我道歉行不行?”

他说:“我实在是太着急了,我------

我说:“行了,只要你承认说错了,这一段就过去了,不要再说了。”

他们3人也走了。(因为他道歉了,所以不在此提及他的名字了)。

11点半,又有人给我们送来了两个馒头一包咸菜。

大家都疲劳极了,躺在靠南边的一排排连椅上。这里有从小窗户里照射进来的一小片光线,我睡着了。

突然,“起来!都起来!”我们被叫醒了。只见那几十个警察又回来了,而且许多警察的手里都举着摄像机、照相机对着我们,噼里啪啦的快门声、连续闪烁的闪光灯,看这阵势像是要被拉出去枪毙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赶紧吃馒头,要不然还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呢。我迅速的拿出一个馒头,王玲拿出腐乳给我夹在馒头中,我大口大口的吃起来。这个吃馒头的样子也被他们录下来了,人在失去了人身自由之后,一点儿尊严都没有了。可是我凭什么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呢?我不明白!

我妹妹立即拿出手机对着他们拍照。还好,没人来抢她的手机。

治总的高个子警察站在这群警察的前面,表情严峻的说:“我代表北京市公安局向你们宣布,现在,依法告知你们,必须接受分局民警的谈话。”

我一边使劲的嚼着馒头,一边认真的听着他的话。我咽下一口馒头,乖乖的举手说:“报告领导,你上午怎么不这样说呀?”

他竟然笑了,又重复一遍刚才的话,然后问:“我的告知你们听到没有?”

我们齐刷刷的喊:“听到了。”

我又举手问:“报告领导,你是依据哪条法律告知的呀?”

他说:“我就是依法告知。”

我问:“你告知的内容是依据哪条法律呀?”

他问我:“给你5分钟时间吃完行不行?”

我说:“我吃饭慢,给我10分钟吧。”

他说:“好吧,10分钟必须吃完。”

我说:“是!报告领导,10分钟吃不完我就不吃了。”

然后他就对大家说:“收拾好你们的全部行李,一件也不许落下!”

这时,其他警察纷纷涌到自己的“犯罪嫌疑人”身边。就这样,被带到各个谈话室谈话。这时是22日下午2点。

结果是有惊无险,4点至5点,5个人陆续被送回家;只有王玲被带到派出所,关押到10点才让回家。警察说她:你又不是“新国大”的,跟他们凑什么?警察还答应给她补偿1000元,但到现在也没给。不过,这一次没挨打。

 

四、“团伙”成员都说自己是组织者

说是谈话,比审问还严厉。每一个“团伙”成员都分别被34个警察带到停车场南面的平房单独被“谈话”。内容是:

谁组织去上海的?谁买票?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世博会的票是哪来的?

每个人的全部行李都被仔细搜查。因为我是临时决定去的,只带着随身的书包。海淀区公安局治安处的姓于的警察要搜查我的书包,我让他出示搜查证,他说特殊情况下没有搜查证。我说你这是违法行为,他理直气壮的、轻蔑的说:“你告我去吧!”

他知道我永远告不倒他,因为是他的上级让他违法的!他宁可违法,也不敢违背领导的指示。权大于法,中国特色之一!

他拿过我的书包,先说:“你把钱收起来,少了别找我。”

我说:“你这是做贼心虚!少了一定会找你的!”

我的书包里实在是没什么东西,他问:“你还有别的行李吗?”我没答话。他把钱包里的20100元的纸币都翻看,生怕里面藏着炸弹似的。我说:“安检的机器都过了好几遍了,不会有炸弹的。再说了,我还不想死呢,我觉得我的命比你值钱。”海淀治安支队的李国强立即说:“我告诉你啊,威胁有炸弹的话是要犯罪的!”我说:“你听明白了,我是告诉你没有炸弹。”

姓于的找出我的U盘,问我为什么带这个?存的是什么内容?我说,常用电脑的人,带个U盘还有什么奇怪吗?你想知道内容,找个电脑打开吧。

不知为什么,他没有找来电脑。

 

每个人对审问的问题是这样回答的:

庞银平:是我提议去上海的,但是我的腿不好,我也不会用电脑,我就委托野靖春买票,联系住的地方。

 

肖娟:是我组织去上海的。我让小春买票的。

警察:是不是野大姐跟你商量的?

肖娟:野大姐根本就没打算去,就是我一个人组织的。

 

野靖春:我们大家商量着一起去玩。都是我一个人具体安排的,我在网上找了许多旅馆,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上海联邦大酒店,还从我的信用卡上扣了800元预定金,连到世博会的路线我都用尺子量了,走路20分钟就到了。我二哥排队买了8个人的火车票,买返回的火车票又排了一次队。在家里我最小,从来没有操过心,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安排活动,没想到一切心血全白费了!(她又呜呜的哭起来,这两天,她哭了好几次,本来就不大的小眼睛,哭成了一条缝。)

警察从她的本子上发现了行程安排,其中有与冯正虎见面的内容。警察问她冯正虎是谁?她奇怪的问:“你连冯正虎都不知道?他是世界名人,他在日本机场住了94天。”

野靖春最冤了。因为贾建英和她都是归展览路派出所管辖,而早在17号“国宝”就找到贾建英谈话:你要去世博干什么?都谁去?是否还有其他打算?   
     
贾建英说:丈夫被你们抓走了,儿子不在家,放假好几天,我想去看看世博会,散散心。<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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