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3日星期一

劳教专题

王玲在北京劳教调遣处十大队被虐待

灌食、电棍、小黑屋的27

                                     

王玲口述  野靖环整理

7月下旬,我又感冒了,发烧、嗓子疼、咳嗽,后背和两个肩膀又胀又疼,头像要炸裂一样的疼。好几天了,我几次写“求医申请”都不带我去看病。

724早上,我全身无力,没法打被子(打被子是重体力活儿,冬天早上起床,穿着单衣打被子都要出汗)。我昏昏沉沉躺在地上。队长从监控里发现了,来到门口。我跟队长说“求医”。她一句话没说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出现在门口,带来几个牢头狱霸,拖着我的胳膊朝队部的门走去,我一阵恐惧袭来,知道是要被关进“小黑屋”了。

每个大队都有禁闭室,也叫“小黑屋”,也叫“软包”。 “小黑屋”在队部里面,在办公区的东头。

小黑屋是两道门,都从外面上锁,屋里的一般的喊叫声是不会影响队长办公的。墙面用厚厚的海绵包裹,炕的四周也是用软料包裹的,所以也叫“软包”。 屋内密封很严,没有窗户,门缝连一丝光线都透不进来,只有一个10瓦的灯,不分昼夜的发出昏暗的光。屋里很黑暗,所以又叫“小黑屋”。

小屋子的面积只有一张双人床大小。墙顶上有一个排气扇,昼夜不停的嗡嗡转着。由于屋里密封很严,排风扇把空气往外抽,外面的空气进不来,就像抽真空一样,耳膜总是鼓鼓的,喘气也觉得很费劲。

我昏昏沉沉的躺在地下,一直到晚上也没给我饭。不知什么时候,从门下面的送饭口给我放进来一瓶水,我早就渴的嗓子冒烟了,嘴唇都裂出血,一口气把水喝干。没想到,这一天再也不给我水了。我躺在墨绿色的塑胶地面上,浓浓的胶味熏的我头更疼了,硬硬的地面硌的全身更加疼痛了。我摸着高出地面30公分的炕,好像是海绵的,比地面软和,我爬到床上,继续躺着。

第二天还是没给我送饭,只给了一瓶水。

第三天,我饿的不行了,我坐到门口的地下,拍打着送饭口的小门,要求吃饭。过了一会儿,突然来了45个劳教人员,抓住我的胳膊就往外拖,拖出了队部的门、拖出了大队的门、从二楼拖到外面,一直拖到了医务室。我的鞋被拖掉了、腿肚子、脚后跟都被磨出了血。

直到她们把我按到一把特殊的铁椅子上,我才明白,是要给我灌食。

我朝着大夫喊起来:“大夫!我要吃饭!我不是绝食!她们把我关在小黑屋里,不给我饭吃!”

可是,她们没有停手,继续捆绑我。把我的胳膊绑在两边的扶手上、把我的小腿绑在椅子的铁腿上、把我的胸部捆绑在椅子的靠背上,一圈一圈的缠了好多圈,我的脖子也被带子固定住,勒的我喘气都困难。唯一可以动一动的是头,可是,有2个劳教人员用手死死的按着。我的全身一点儿都不能动了。

男女警察坐了一圈,劳教人员站在警察的身后,他们有说有笑的看着给我灌食,我心里的屈辱让我的胸膛都快爆炸了。我真想自己就是一颗炸弹,把他们都炸死!

一个大夫往我的鼻子里捅管子,疼的我叫起来。他们就开始骂我。灌完了,打开绳子,又把我拖在地下。我的脚后跟火辣辣的疼,我就说我能走,让我自己走吧。可是刚上任的张副大队长不让,催着那几个牢头狱霸“快点”,她们立即拖着我快走。

我从未有绝食的想法,她们不给我饭吃,反而说我绝食,强行给我灌食,让我尝受灌食的痛苦,让我受罪。

这时正是北京的夏天,天气又闷又热。小黑屋不透风,我又发着烧,浑身像往外冒火一样的难受。3天没洗脸、没刷牙,身上一阵一阵的出汗,粘乎乎的难受极了。

3天我没有大便,因为喝水少,又出了很多汗,所以每天只尿出一点儿尿。墙角有一个塑料桶,里面盛着我3天的一点儿尿。实在难受的受不了了,我就用手沾着尿抹到胳膊上,立刻就觉得凉快一些。我又把尿抹到脖子上、胸口上,感觉舒服多了。我又把长裤腿卷起来,把剩下的一点儿尿抹到腿上。

一会儿就听见门哗啦哗啦的响声,我有点兴奋了,以为是队长从监控里看见我擦身上,就给我送一点儿水呢。没想到,女警察站在门外,让一个劳教人员进来把尿桶拿走了!

727,是我被关进小黑屋的第四天,还是没给我吃早饭。

不知几点,小黑屋的门突然打开了,韩大队长和女警察程远征手里都拿着电棍进来,一句话没说就同时捅到我身上。强大的电流一下子就把我打倒在地下,浑身抽搐。紧跟着又进来两个男警察,一个男的抓住我的胳膊使劲一抡,把我翻了个,然后我的两个腋窝处就感觉到了强烈的电击,我昏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吸毒人员把我叫醒,让我吃饭。我要水喝,瓶子里只有三分之一的水,瓶子上有刻度,300毫升。

她说:“队长说了,以后每天就给你这些水,省得你老撒尿。”

这个吸毒的是负责让我写检查的。她白天在小黑屋里“帮助”我写检查,也得在这里吃饭。她也不能随时大小便,只有等送饭的劳教人员来了(警察只管开锁,让其他劳教人员送饭),才能把尿桶拿进来,我们赶紧大小便。

她坐在地下的小椅子上,满脸愁云。不停的骂我、发牢骚:你这个臭�,都是你害的我!我倒了八辈子霉了,让我也关小黑屋!------

我遭受了电击之后,就开始拉稀,而且还控制不住,有一点儿大便就要拉出来。我弯着腰,拍打着送饭口,要求大便。

女警察程远征打开第一道门叫喊着:“你要造反呀?再敲门把爪子给你剁下来!”

结果,憋不住的大便就一点儿一点儿的拉在裤子里,一直拉了56天。

我的腋窝后面被电棍电伤的地方化脓了,我让那个吸毒的看。她出去之后不知怎么跟队长说的。第二天来了个大夫,大夫说是蚊子叮咬后感染的,给我上药。

我不写检查,那个吸毒的呆了2个白天就不来了。

每顿饭由牢头狱霸从送饭口把饭盆放进来,我吃完了,把饭盆放在送饭口的地下,她们再伸进手把饭盆拿走。每顿饭给我一个馒头,菜里只有几片菜叶,半盘汤。我总是饿着,要求多给半个馒头,不行。

停止拉稀后,喝水少,又没有菜,大便就干燥了。34天大便一次,每次都是我拍送饭口“求队长”,遇到好一点儿的队长,就能较快的让劳教人员拿进来尿桶;遇到坏警察,就得憋很长时间。我大便时,送便桶的牢头狱霸每次只给我两格卫生纸,一擦就透了,大便粘在手指上。

我想多要几片纸,擦鼻涕、擦汗都不给。这些纸还是从我的柜子里拿的。由于喝水少,天气又热,出汗多,我一天只尿一两次,每次只尿一点儿。喝水少,上火,一尿就疼。就这一丁点儿尿,我也尿在手上,然后涂抹到身上。这一点儿尿对我来说也是珍贵的。

我在小黑屋被关押了27天,不能梳头,没水洗脸、刷牙,不让换衣服。粪便在裤子上沤了27天。我浑身恶臭。27天,我看不见自己的脸,能看见自己的手,脏得无法用语言形容。

每天只给300毫升水,我舍不得喝,只是口干极了才敢喝一口。可是,有一天晚饭后,从送饭口放进来的水瓶竟然是满满的水,我高兴极了,赶紧抱着瓶子,躲到墙角喝起来,生怕再被她们拿走了。正在这时,突然进来两个男警察,站在门口向小黑屋里上下张望,然后看着我问:

“有水喝吗?”

我惊呆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接着就走了,我这才明白,是检查的来了。

第二天,还是只给我300毫升水。

韩大队长是6月份从九大队调来的,是个32杠的老警察。她说:“谁电你了?你有证据吗?你就在这儿熬着吧,给你留着狗命呢!我就不信,这么大的专政机关治不了你?都知道这电棍的滋味活人受不了,你这个老妖精,你是人吗?”

我每天晚上睡觉时,就想,如果永远不醒了,就解脱了。可是,总是又睁开了眼睛,睁开眼睛这一霎那,心如刀绞,这一天我可怎么熬啊?

810,又进来2个吸毒的,还是让我写检查。我实在扛不住了,迫切的想离开小黑屋,就写了。可是韩大队长看了说不行,就让那两个吸毒的给我改。她们最后写出来的检查里已经没有一句话是我自己的了,但是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照着抄了一遍。

8197点,我被带到大厅。全体劳教人员都坐在电视前准备看电视。队长让我念检查。

72411点至8197点,在北京的桑拿天季节,我在禁闭室里关了27天。这期间正是轰轰烈烈的北京奥运,谁能知道我在十八层地狱煎熬!

819从软包里出来后,就不许我出班里的门了,和法轮功的“待遇”一样了。

副大队长程远征还说过,这个“小黑屋”是专门给上访的和法轮功准备的。的确如此,这里不闲着,总是有人被关进来。我刚出来,就把一个上访的叫梁晓燕关了进去。听八班的人说,她在十班被包夹了一个月,经常听见她挨打时的喊叫声。关进了小黑屋后,每天有4个劳教人员分成白班、夜班看着她。我猜想,她可能每天继续挨打,只不过外面听不见她的喊叫声了。

出狱前10天,把我叫到北三(北三是图书室,有桌子),一个没见过的女警察让我填一张表,说每个人出狱前都要填。上面是几项调查,让劳教人员在后面的空格里画V或者画X。我记得有“民警的态度好不好、给不给看病、能不能吃饱、有没有体罚、是否挨打”等等。我没有画,用文字将警察的兽行写到空白处。写完之后她就拿走了。

过了一会儿,我被叫到北二,程远征劈头盖脸的骂起来,威胁我说:“我看你是忘了电棍的滋味啦?你忘了小黑屋是什么样的啦?你要是不给我填好了,你这10天就别想过好日子了,我天天给你灌食!”

过了3天,又把我叫到北三,一个男警察给我一张表,程远征站在我身边看着我填写,我只好全部画V

    后来才知道,那是调遣处监察科的,专门管警察的工作作风的。每个劳教人员出狱前都要填写,没有人敢画X

 

出狱后,正值“两会”召开之际,派出所的警察把我死死的堵在家里。这种方式叫“死看死守”,是公安局的专用名词。两个保安就坐在我家楼道里,背靠着我家的门。夜里他们不能睡觉,就聊天、唱歌,我一夜一夜的无法睡觉。邻居们忍受不了时就出来说他们几句,安静一会儿又闹出动静来了。

有一天上午,我要出门买菜,保安说做不了主。等到警察来了,我隔着防盗门跟他说。他说不行。我打开防盗门就往外走,警察朝着我的胸口猛击一拳,把我打倒在屋里的地面上。还叫喊着:“不让你出门你就敢出来,反了你了!你要不想在家呆着就跟我走!”

“跟他走”,就是把我关押在派出所的暂拘室,要不就是关押在小旅馆的地下室。在我被劳教之前,每逢中央开会,就会把我关到那些地方去。

我只好不出门了。

 

我向北京市检察院反映劳教被虐待的问题。检察院专门负责监督劳教的郑检察官看了我的材料,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他说:“这是野靖环写的吧?”

他还说:“光你们2个反映还不行,你多找一些人来反映,才能说明问题。”

我后来再去找北京市检察院,就不接待了。

我向北京市劳教局反映劳教被虐待的问题,交上材料之后就没了回音。找了几次都不接待。

于是,我只好向国务院信访办递交材料。

忽然有一天,我接到调遣处的电话叫我去“谈谈”。

我说:“太远了,我身体不好,去不了。”其实我是不敢去。

后来,调遣处又来电话,说可以在劳教局找一间屋子谈话。

我说:“我现在身体不好,要请2位代理人一起谈。”

回答:“不行,就跟你一个人谈。”

我不敢去。

我的身体极度虚弱,如果再一次被劳教,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来?可是,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把劳教的罪恶告诉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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