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绑架的经过

被绑架的经过

 

一、从火车门直接抓进汽车门

9月21日中午11时10分，我们乘坐的由北京开往上海的T103次列车缓缓驶入上海火车站，就看见站台上站着7、8个警察。火车停稳后，这些警察恰巧就在我们的3号车厢门口。

这节车厢是硬座，从北京发车时，没有买到坐票的旅客就在过道上站着，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空隙。有的人实在累得站不住了，坐在地上，再想站起来就困难了。我们虽然买到了座号，但是，从20号晚上10点一直坐了13个小时，一路上不敢吃东西、不敢喝水，因为上一次厕所实在是太艰难了。

火车停稳前10分钟，空调里的凉风就没有了，外面的温度是34度，车厢里的温度立即上升，车窗又是密封的，又闷又热。眼看着站着的那些人的汗就从脸上冒出来。肖娟和庞银平、王玲有高血压、心脏病，再加上一夜的疲劳，她们马上就觉得不舒服了。于是，我们都坐着不动，等人家都走完了我们再收拾行李。

车门开了，人们开始挪动。突然听到一声喊叫：

“都退回去！都坐下！一个也不许下车！”

过道人都站住了，个个满脸流汗，傻呆呆的扛着行李站着；座位上的人正在拿行李，听到喊声后也立即坐下了；全车厢鸦雀无声。

随着话音，一群人涌入车厢。这些人都是1米8左右的壮汉。没看清他们是怎样挤进来的，有几人瞬间就来到了我们位于车厢中间的座位前，其他的都挤在过道上，齐刷刷的一排人高出旅客们一大截。

突然，我看到了2个熟悉的面孔，是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的民警小陈和小柴。我明白了，这些人是来拦截我们的。

这时又看见了北京市公安局治总的副支队长，手里拿着一沓打印机打出的照片，第一张就是我。我立即猜出他们是坐飞机连夜赶到上海的。我们朝着小柴和这位副支队长喊起来：

“你们不让我们来，为什么不在北京拦住我们？为什么东城的都拦在了北京？你们这是成心折腾人！你们就是想让我们累死、病死！你们坐飞机花多少钱？你们动员这么多上海的警察来抓我们，浪费多少警力？这就是你们的功劳了！”

这时一个列车长说：“我们的车该开走了。”

小柴已经没有耐心了，喊：“把她们弄下去！”

我妹妹第一个被两个高大的年轻人提溜着，就像揪着一个小鸡似的，脚都没沾地面就被塞进站台上的汽车里了。

只有肖娟是在北京市信访办的那个人的陪同下，“自己亲自”挪动着身体走下火车，下台阶时还有人扶着。她看见我和妹妹都被塞进黑色面包车，就想朝这辆车走，但是马上就被拉到白色依维柯面包车上。妹妹隔着汽车玻璃用手机照肖娟上车的情景，立刻扑上来两个小伙子抢手机。

二、从上海火车站直接押送北京久敬庄

一辆警车前面开道，白色依维柯、黑色现代紧随其后，呼啸着驶出上海火车站。这时我发现，白色依维柯是车牌是北京的，黄牌“京E 30689”；黑色现代是上海的。

我妹妹问，要把我们拉到哪去？回答，北京。

“啊！”妹妹大叫起来“我预订的旅馆都交钱了呀！你们先带我们去退房吧！”

当然，一切都是无用的。

汽车在一座楼房前面停下，有人下车有人上车，有人握手有人招手。

等待的功夫，我提出上厕所。不许，说是出了上海才能上厕所。

三、在北京久敬庄关押、受审

到了22日早上7时进入北京，看到了久敬庄的路标。7时50分，驶进了北京专门关押“上访人员”的久敬庄的大门。

10点，呼啦一下子涌进来30多个警察，黑压压的站了一大片。其中有肖娟、庞银平、王秀珍、野靖春、王玲的片警，还有治总的几个人，其他的都不认识。他们要把我们分别带出去审问，我们拒绝，要求先说明为什么把我们绑架？

到了下午2点，那几十个警察又回来了，而且许多警察的手里都举着摄像机、照相机对着我们，噼里啪啦的快门声、连续闪烁的闪光灯，看这阵势像是要被拉出去枪毙了。

治总的高个子警察站在这群警察的前面，表情严峻的说：“我代表北京市公安局向你们宣布，现在，依法告知你们，必须接受分局民警的谈话。”

我问：“你是依据哪条法律告知的呀？”

他说：“我就是依法告知。”

我问：“你告知的内容是依据哪条法律呀？”

他说：“就是依法。”

这时，其他警察纷纷涌到自己的“犯罪嫌疑人”身边。就这样，被带到各个谈话室谈话。

4点至5点，陆续被带离久敬庄。

四、都说自己是组织者

说是谈话，比审问还严厉。每一个“团伙”成员都分别被3、4个警察带到停车场南面的平房单独被“谈话”。内容是：

谁组织去上海的？谁买票？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世博会的票是哪来的？

每个人的全部行李都被仔细搜查。海淀区公安局治安处的姓于的警察要搜查我的书包，我让他出示搜查证，他说特殊情况下没有搜查证。我说你这是违法行为，他理直气壮的、轻蔑的说：“你告我去吧！”

每个人都说是自己组织去上海的，不知道组织去上海参观世博会违反了哪条规定？犯了那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