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抗的记忆
滕 彪
未经任何司法程序、仅由警方决定而将公民关押，长达三年甚至四年，这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里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中国却是活生生的现实，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公民曾受此害。这就是劳动教养制度。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律师和各界人士强烈要求废除劳教制度，国际社会也不断呼吁中国停止劳教、遵守已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但直到今天，劳教仍然被普遍实行。劳教所除了关押轻微违法人员之外，也关押吸毒者、卖淫嫖娼人员、精神病人，而且更多地用来镇压法轮功信仰者、上访者、异议人士。
这些还是对劳教的一般印象。法律人也许多知道一些历史、理论、政策方面的背景。就像对世界上大多数事物的了解一样，往往满足于外在的印象或流行的说法，我们没有机会或不大愿意深入细节、情节、真实的情感和人的命运中去，像战争、灾难、革命、牢狱、屠杀、酷刑这类话题，其实我们有意无意地避免深入到这些血腥、悲惨和邪恶的内部。
好的文学作品直面这一切。尤其是非虚构的纪实文学作品，对我们日常经验是很重要的弥补。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切，不能假装我们身边的事情未曾发生。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关于劳教的亲历和见证，它给我们的启示却不只是有关劳教的，它包括了政治、社会和人性的更广阔的领域。
《不虚此行——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的作者野靖环，是“新国大”金融诈骗事件的受害者，在长达11年的维权上访过程中多次遭到警察殴打，数次被拘留、逮捕、劳教。她在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遭受各种折磨，一度到了承受的极限，她对自己说：“我不能死、我不能疯、我要健康的活着出去！我要把罪恶的劳教制度写出来，我要做历史见证人！”正是这种作见证的渴望，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劳教的真实面目；而正是这种写作，使作者得以脱离邪恶的污染，得以审视人性并建设性地参与现实。
根据作者的调查，“上访的”劳教人员绝大多数都挨过电棍、关过“小黑屋”。虽然中国较早加入了反酷刑公约，但酷刑仍在看守所、监狱等羁押场所普遍存在，每年因酷刑致死致残的公民也不在少数。劳教所的酷刑同样极为残酷，尤其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这类至今仍在实施的针对一个信仰团体的迫害，明显构成反人类罪行，早已跌破文明底线。但无论国际国内，敢于或愿意为此发声的仍然很少。这是对自称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一大群人的讽刺和耻辱，时间的流逝不会减轻而只会加重这些耻辱。
王力雄在评论廖亦武《证词》时写到，中国监狱的“中国特色”在于，“执法者可以制度化地对犯人实施全面凌辱与虐待。”本书作者描述的重点不在肉体上的酷刑，而是对身体的日常“规训”、心理和精神上的折磨。由北京市劳教局规定的管理制度和调遣处制定的“规范标准”，根本就是为了折磨人、侮辱人，为了消灭人的基本尊严。
比如，“在筒道里走要低头、排队要低头、跟警察说话要低头，低头的标准是看着自己的脚尖”；比如，“不到规定的时间不许上厕所”；“拖鞋、牙刷等物品要在床底下摆成一条线，丝毫不能错位”；比如，洗脸的时候洗了一下脖子，“小哨”马上叫道：“谁让你洗脖子啦？只能洗脸，不许洗其它地方！”比如，打饭时要求女劳教人员要面朝警察低头弯腰90度、男劳教人员要单膝下跪，双手举盆；比如，湿衣服晚上也不能晾在床上或椅子上；比如，不准向窗外张望；比如，劳教人员之间必须称呼姓名，如果叫“阿姨、姐姐”之类，要扣分。这类要求比比皆是。进劳教所的第一天干部就训话：“说得明白一点儿，就是别拿自己当人看。”管理者让劳教人员自己放弃做人的资格，在管理时也的确做到了不把劳教人员当人看。有劳教人员总结，劳教管理的方法是：“打击你的自尊、毁灭你的灵魂、贬低你的人格、损害你的健康。”其实，这些手段不是为了达到“教育改造” 的目的，而是为了把人训练成非人。这才是劳教的目的。
对思想和精神的改造，与对身体的规训也是连在一起的。随时随地会有人被责令写检查；对不服从“管理”的或不愿放弃信仰的采取“包夹”、“关禁闭”等惩罚，或者扣分、停止购买食品、取消与家人会见的机会、延长关押期限或以延期相威胁。“包夹”似乎是中国的独创，按规定，负责包夹的劳教人员距离被包夹的人不能超过10公分，24小时形影不离，而且要作详细的包夹记录，一言一行、任何情绪变化、甚至睡觉的情况都要记录下来。一次野靖环被训斥“表情太放松了！”原来是副大队长从监控探头中看出来的。那个随时工作的监控探头、监听器和小喇叭，很容易让人想起《1984》里面的电幕，和随时随地看着你的“老大哥”。在那里，你越坚强、越淡定、越有人性，他们就越恨你。当人成为服从机器、成为低贱的虫豸、成为野蛮的帮凶，管理者最高兴。
在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曾经在拘留所一起被关押的卢静与野靖环结下深厚友谊，她管野靖环叫妈妈。作者印象中，“她总是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快乐，对我有很大感染，我很喜欢她。”但卢静被安排包夹作者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天哭着对她说：
“袁队长说，所有的人都向她报告，说我从来没有骂过你，还经常跟你说话，说我在筒道替小哨值班时，还让你放茅、洗手。她知道的太细了。她说如果我还想减期，就必须改变对你的态度。她说知道咱俩在海淀拘留所的关系，所以才容忍了这么长时间，以后不行了！野靖环，以后我得按队长的要求管着你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没有活路了。”卢静一直哭着说。
我说：“卢静，你以后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不用考虑我。”
卢静说：“按队长的要求，我每天都得骂你一顿。看在咱俩在海淀拘留所的交情，我是下不了这个狠心的，但是没有办法，我要不找你的茬，人家就找我的茬，最后的结果跟你一样被包夹。我要是像你这样天天被人家骂着，训着，我就活不了了，所以我得先保住自身吧。我蹲了4年大狱都没这么难受过，我在这儿才4个月，我真受不了了。”
卢静被整怕了，她变了，经历了痛苦的挣扎。这是劳教所吞噬人性的真实写照。它把每个人置于道德困境：要讲道德、讲良心，就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受害者成为施害者，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被关押者监管、殴打、虐待同类远远超出了制度允许的范围，甚至远超出正式工作人员施害的程度。在另一个意义上，施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他们在残害他人身体、摧毁他人尊严的同时，也失去了人性的完整。对被关押者如此，对管理人员也如此。他们努力使别人成为非人的同时，自己也被异化成了非人。
劳教所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不仅仅在象征的意义上；劳教所也是政治体制的缩影，劳教所残留了很多极权制度的毒素，像当下中国社会一样。冉云飞有个说法：中国是个互害社会，这从本书中，从真正的见证文学作品中，从被屏蔽的网络新闻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仍然保持了人性的尊严。她教别人认字、帮别人写信；她为自己的权利也为别人的权利而抗争。有时候抗争会有一点点效果，这点改变可能会形成惯例，从而惠及其他劳教人员。在抗争时，管教干部会让其他劳教人员“陪绑”，她又考虑其他人的利益而被迫放弃。同时，她尽力发掘其他人的人性光芒，哪怕这光芒在四周的黑暗中只是偶尔地一闪而过。她尽最大努力去理解施恶者，不把他们当成纯粹的魔鬼。有时候一个表示支持的手势、一个理解的眼神、一句温暖的话，也能体现出未泯的人性之光。
作者评论调遣处的女警察：“她们为什么总是把自己美丽的一面掩藏起来，而把凶狠残暴的一面表现给我们呢？在她们眼里、在她们心里，劳教人员不是人！她们从20岁参加工作就被领导训练成迫害劳教人员的工具！”“一个原本善良、阳光的正常女孩，就这样被改造成像杨大（队长）一样的人。稍有些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血压180是需要休息的，否则会出危险。而古力却让这样一位老太太一遍遍的练左转、右转，用折磨别人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调遣处摧残的不只是劳教人员，还摧残了许多年轻的管理工作者善良的人性。”
见证和书写苦难，是为了使悲剧不再重演。作者获得自由之后曾给有关劳教干部写信：“我写出这本书，是希望这些流着劳教人员血和泪的故事永远不要再出现，我也希望你不要再虐待劳教人员，不要再干这种侵犯人权、伤天害理的事了，让这一切成为历史吧！”但是没有回音。
劳教是个反人性的制度，它的存在是人类的耻辱，而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耻辱。就像奥斯维辛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奥斯维辛一样，它是全人类的。制度恶与人性恶纠缠一起：人的选择的行动形成体制，罪恶的体制激发了人性中黑暗邪恶的一面，从而制造更多的罪孽。体制之恶不能免除个体责任。没有一个离开行动者的抽象体制，没有一个靠文字就能自动执行的法律。如果把一切罪恶都轻轻松松地推给“罪恶的劳教制度”，就等于放弃了个体的人性责任和生活意义，如果不反省和清理每个具体执行者的罪恶，任何罪恶的体制都不会结束。而面对真相、拒绝遗忘是反思的前提，对于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人们、对于罪恶的和苦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来说，回忆和写作，乃是人们能够重建人性的方式，这本身也是对极权和罪恶的富有意义的反抗。真相一旦说出，就不会被暴力战胜；见证一旦做出，就不会被遗忘掩埋。
“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桑塔亚那）。没有记忆，人很难成为完整的人；就如同没有希望，人性也很难得到发展。人类社会就是在记忆和希望中前进的。无论是行动还是梦想，都是和记忆连在一起的。关于记忆文学的思想政治意义，很多作家都有过论述。
君特・格拉斯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回忆。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他的颁奖词中说：“文学仍然是一种力量，人急于忘记的东西，文学却能够记如此之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认为，幸存者的写作“不是一种职业，不是一种志业，而是一种义务。”而马格利特用了一整本书来讨论《记忆的伦理》，他认为，人际关系中含有记忆的伦理责任，而当侵害人类的凶恶罪行发生时，或者普遍人性受到攻击时，人负有记忆的道德责任。人必须记住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件。
极权主义要控制人的记忆，要人们遗忘真实的历史，那些敢于说出真相的人必定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因为真实的记忆和言说，往往成为极权统治者极力掩饰的重大罪行的见证。如果人人都不去记忆和言说，人们的苦难就永远不会停止，而作恶者将有恃无恐地持续他们的罪行。
我们必须对得起所受的巨大苦难。一百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所受的苦难可以和奥斯维辛相比。我们已经看到，廖亦武、杨继绳、郑义、龙应台、杨显惠、严正学等作家写出了有力的作品；我们有理由呼唤，这些曾经和正在遭受的苦难得到更有震撼力的记忆和叙述。我们期待出现汉语文学界的威塞尔、索尔仁尼琴、策兰和卡普钦斯基。无论是见证文学还是虚构文学，真正的文学需要我们真实地面对我们的历史、拷问自己的灵魂并悲悯地凝视人类的未来。
是为序。
2009年11月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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