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脸与反党
野靖环
这个题目很荒唐。谁能把“洗脸与反党”联系在一起呢？只有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
我是2007年4月24日进入调遣处九大队的。刚进来，就被“清身”，许多衣物和生活用品都被“自愿抛弃”了。我要求留下一条毛巾擦脚，搜身的女警察不耐烦的告诉我：“按规定，只许用一条毛巾。”
第二天早上5点50分起床后，以班为单位，按顺序放茅、洗漱。这个班出了厕所，那个班才能进来，两个班的人不许见面。
早上上厕所，从进门到出门只有4分钟时间。小哨（牢头狱霸）已经喊“六班还有1分钟”了，可是昨天和我一起进来的王晓丽（61岁）还蹲着，像是大便的样子。班长齐兆兰站在门口叫王晓丽起来，说早上不许放大茅，10点钟的放茅时间才允许放大茅呢。
王晓丽说：“我每天都是早上大便。”
马上，指挥放茅的小哨和齐兆兰一齐叫嚷开了：“王晓丽，你少废话，快起来，这不是在你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还想睡觉呢？行吗？这是调遣处！”
王晓丽说：“在哪儿也得让人拉屎撒尿啊！”
“在这儿就不行！”齐兆兰一边说一边走到王晓丽的茅坑前，“因为你一个人耽误了大家洗脸，你缺德不缺德？快起来！”
（这里都是以班为单位集体活动，一个人犯错误全班挨罚班。这是连带责任制和陪绑制度。）
王晓丽没有办法，只好站起来。
洗漱也只给4分钟时间。厕所的隔壁就是水房，我一进水房就麻利的拧开水龙头，一边用盆接水，一边快速地刷牙。这里的水像冰水一样凉，含在嘴里冰的牙疼。刷完牙，我用手沾一点水搓了一下脖子。马上就听见了小哨的叫声：
“野靖环，谁让你洗脖子啦？只能洗脸，不许洗其它地方！”
我说洗一洗昨天剪头发的头发渣子，扎的很难受。
小哨说必须先向队长“求洗脖子”，队长允许后才能洗。“你不求就敢洗是破坏规定。”
我说：“我刚来，不知道这个规定。”
小哨说：“你不知道你还看不见别人怎么洗呀？装傻充愣的！”
我只好不洗了。我刚把手抹上肥皂就听见喊了：“六班还有一分钟”，我赶紧把水扑噜到脸上，就算洗了脸。
王福芳是最后一个离开水池子的，小哨朝她喊：“你磨蹭什么？快点！今天超了时间，明天就停你洗漱！”。
回到班里，我一边用湿毛巾擦脖子上的头发渣子，一边说：“洗脸还不让洗脖子，怎么这样呢？”
班长齐兆兰立即制止我说：“野靖环，不许散布不满情绪！”
郭燕燕是筒道里的第一霸，她说：“这算什么呀。我一进时（此次是她第二次被劳教）是夏天，在调遣处3个月没洗衣服没洗澡，裤衩和袜子都能站起来。那时劳动是包筷子，干一天活儿就被土沫子、木屑糊满了。有的人刚进来时被剪头发还不愿意，还想留的长一点，没几天头发就粘在一起了。好多人都赶快剪成秃子了。又脏又热，3个月不让洗澡、洗头，那是什么滋味？胆子大的、和小哨关系好的，洗脸时偷着洗头。小哨不说，可是没有几个能逃过监控的。她们宁肯扣分、挨罚，也得洗。你还对剪头发有意见，要是那时候进来，不让你剪你才受罪呢！每个人的脖子都像车轴似的，就脸是白的，耳朵眼都被糊上了也不许洗。现在每个星期能洗一次澡了，还不是前辈们挨罚换来的。”
后来我看见，还是经常有人为了洗漱、放茅被罚。
我想好了，见到我妹妹时，让她给王岐山写信反映这些事。因为我进过6个拘留所、看守所，我向当时的市领导强卫写信反映过问题，都引起重视了。
5月18日上午，大队长杨亚楠亲自带我出了九大队的大门。我不知道去干什么，也不敢问。等开始往接见室拐弯时我一阵兴奋，明白是带我和家人见面了。（按规定，“新生”进来15日内可以与家人见面，我已经进来24天了。）
远远地看见有两个人跟着一个警察从南边那条小路往接见楼走来。我大声喊：“大姐！小春！”
杨亚楠制止我：“别说话。”
我姐姐听见了，她转过身往我这边看着，她站在那儿愣住了，使劲的盯住我，突然，她从接见楼侧面的小路朝我这边走过来，带着她们来接见的警察喊她：“别走了，别走了。”
但是她还是顺着墙边走，看着我喊：“小环！是你吗？是小环吗？”她已经认不出我了。
这里的接见是隔离式的，隔着玻璃，两边拿着电话。我姐姐的眼泪不停的往下流。
我对姐姐和妹妹说：“这里挺好的，一人一个铺位，吃的比拘留所好，我吃的也很多。”
我妹妹说：“你就别跟我们说假话了，张淑凤刚出来，我们都知道里面是什么样了。”张淑凤是北京顺义的上访人，她可受尽了虐待。
我看她们知道这里的事了，就把洗脸、上厕所、一个星期只能洗一次内裤的事说了，让她们给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写信反映。
杨亚楠坐在我身边，不停的打断我说话。“别说这个！”“这是问题吗？”
我妹妹看见杨亚楠总是阻止我说话，隔着玻璃朝她喊起来：“你为什么不让她说话？你们心里有鬼吗？”
虽然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但是和家里人见面之后心里踏实多了。
回到了九大队，杨亚楠把我带进北一，让我以军人立正的姿势低头站着，教训了我一个半小时。
“野靖环，你今天违反了接见纪律，你知道这是什么错误吗？”
“你竟敢跟家里人说这些废话！让你见面，就只能说好，不利于改造的话不许说！你才来几天哪？别人都是这样洗漱、放茅，你就想特殊？不就是不让你洗内裤吗？别人都不洗，怎么你来了就那么多事儿？”
训话结束时，我的腰和左腿已经疼得麻木了。
6月8日上午，我被叫到北一，副大队长袁源和2个男警察在屋里。我站在门外按规范报告后被允许进来。
其中一个戴着三个星的男警察说：“我是北京市劳教局的，我姓冯。我们来调查几个问题。”
我一听是劳教局来的人，立即激动起来，好像见到了救星。
我就开始说了：“正好我要向领导反映一些问题------”
马上被他打断了：“你别忘了你的身份，现在你只能听我问你问题，问什么说什么，你不要自己说。”
我说：“你不是来调查情况的吗？我有情况不能说吗？”
他说：“我再跟你说一遍，别忘了你的身份！”
我说：“我是什么身份哪？”
“你是劳教人员啊！你不知道吗？”他说。
“是啊，我是劳教人员，我反映劳教人员的问题还不行吗？”
他说：“看来你还是没有摆正身份，现在我再告诉你，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
他看着我的鞋问：“你的鞋怎么破了？”
我说：“我的脚趾甲一直没剪，顶破了。”
“不可能！你才来一个多月就能长那么长？我参加野外生存训练48天还没顶破鞋呢。”他说。
他的这种口气让我觉得心里凉了。
我说：“我在拘留所就一直没剪。我想你参加野外训练时可能是穿的皮鞋，而这里发的鞋只有两层布。”
他又问：“你们这儿可以洗内裤吗？”
我说：“一个星期洗一次澡，让洗一次衣服。我就是想请求能------”
“你撒谎!”他打断我的话“我刚刚调查过别人，人家说可以随时洗内裤。”
我惊讶极了：“你调查谁了？就因为不让洗内裤，我只好用护垫，又过敏，得了阴道炎。我还让我妹妹给王岐山写信反映这个问题，怎么会有人说每天都让洗呢？”
他说：“那只能说明你没说实话，我和你谈话之前已经在大厅调查了，好几个人都说可以洗。”
我说：“你把她们都叫来当着我的面问一问，你把所有的人都问一问，是不是我没说实话。如果每天都让洗，我还跟家里人说不让洗，我又撒谎了，又让家里人着急了，那我可就是有毛病了！”
他又问：“你们中午可以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吗？”
我说：“不让睡。一整天连眼睛都不许闭一下。中午放下饭碗就干活，非常疲劳，下午干活的速度明显比上午慢。年老的人很多，中午这段时间确实很难受，希望领导能解决。”
他说：“你又撒谎了，我刚才也问过别人这个问题，人家都说中午可以休息。”
我提高了嗓门：“明明是中午不让休息，怎么会有人当着你的面说中午能休息呢？到底谁在说假话呀？这是怎么回事呀？你们来调查了，为什么大家不如实地反映这里的情况呢？”
我进北一之前看见几个牢头狱霸在大厅里聚在一起，断定她们说假话了。回到班里，我就直截了当的问“生活委员”代元元：“你为什么不说实话？难道你不想洗内裤吗？你不想中午休息一会儿吗？你被长留了不是很难过吗？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改变咱们的环境呢？”
代元元无可奈何的说：“我根本没说话！她们那样说，我还能说什么？”
“她们为什么那样说？”我奇怪的问。
“不那样说行吗？你挨大队长的骂算是轻的，要是换了别人敢说这些话，就等着吧。我们要是敢跟领导说，还活不活了？”听代元元这样说，我也理解她们的难处了。
7月23日星期一，下午是九大队的接见时间。凡是等着和家人见面的人，都从早就心情激动，我也是这样。
上午，我被带到北一，一个体态偏胖、略显臃肿的中年男警察坐在桌子前，我按规范报告之后进去立正、低头站在他面前。桌子上放着一张纸，他看着纸，头也不抬的问：
“《劳教人员守则》第一条是什么？”
“是，报告领导，《劳教人员守则》第一条：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准散布敌对言论和煽动敌对情绪。报告领导，回答完毕。”我马上按规范的报告词回答。
他说：“你利用写信和见面的机会把劳教场所的情况暴露给外面，违反了劳教的有关规定，所以停止你三个月与家人见面。你向外面说这里的情况就是散布敌对言论，就是不服从管理；不服从管理就是说明你对劳动教养不服；对劳动教养不服就是反对劳教制度。劳动教养制度是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制度，你反对劳教制度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反党。所以，你违反了《劳教人员守则》的规定。现在，经北京市劳教局研究决定，先停止你与家人见面，看你的表现再做进一步处理。”
他的每一句话，都像无数根针一样扎在我的身上，直刺我的心脏。
我的声音都哆嗦了：“报告领导，我只是反映了洗脸、上厕所的问题，这和不服劳动教养没有任何关系。就算我不服劳动教养，也不能定性成反对共产党啊？我跟家里人只说了不让洗内裤和干活时间太长了，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你可以定我是诬陷罪，也不能说我是反对共产党啊，那不就成了政治犯了吗？”
他不说话。
我的声音不在颤抖了，嗓音提高了说：“我还要向劳教局反映问题，为什么对我实施包夹？为什么不允许我直接跟队长说话？为什么利用劳教人员整治劳教人员？”
我还说：“我的腿已经肿起来了，这种包夹的方式是虐待，是迫害，我要求劳教局领导制止这种做法。”
他站起来说：“你走吧。”
下午，其他人出去接见了，我和王淑贤（56岁）没有去接见。她没写接见信，她家在平谷山区，太远了，孩子来一次要两天时间。
停止和家人见面是一种严重的惩罚方式，我的心里像油炸一样的难受。
王淑贤一句话不说，默默的坐着，又默默的掉眼泪。
在筒道里值班的小哨看见了，站在门口朝我叫喊：“野靖环，是不是你挑动法轮功了？”
我不说话。
王淑贤赶紧说：“不是，不是，我们没说话，我就是想儿子了。”
当天，包夹人史立娜写在《包夹记录》上写：野靖环煽动法轮功的不满情绪。（她把记录本上的一张纸撕掉，揉成一团，放在桌子上。她离开桌子时我打开看到了这句话，只是情绪的“绪”写成了继续的“续”。可能因为写错了才撕掉的。）
经过我妹妹和“新国大”朋友们的斗争，我被停止2个月接见。到9月24日恢复我接见时，我才知道是我妹妹给王岐山写的信转到劳教局了，他们来调查后给王岐山办公室回复，说经过调查，野靖环反映的问题不是事实。王岐山办公室将此回复书面寄给我妹妹。
您明白“洗脸和反党”的关系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