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上海世博被擒记
野靖环
上海世博会新闻
北京警察连夜飞往上海，和铁路警察、上海警察联手抓获以野靖环为首的参观世博会的6人老妇女团伙，由“镖局”公司雇佣的便衣武警押送回京。
由于高级领导的果断决策，此次保卫世博会的维稳行动大获全胜，没有一人反抗、没有一人漏网；
由于高级领导的英明指挥，在上海火车站直接参与抓获行动的人员仅用了60余人；在北京久敬庄直接参与关押、审问、押送回家等行动的人员仅用了50余人。
此次维稳行动的费用仅用了XXX万元（国家机密）。
一、从火车门直接抓进汽车门
2010年的中秋节期间，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
9月21日中午11时10分，当我们乘坐的由北京开往上海的T103次列车缓缓驶入上海火车站时，就看见站台上站着7、8个警察。火车停稳后，这些警察恰巧就在我们的3号车厢门口。
这节车厢是硬座，从北京发车时，没有买到坐票的旅客就在过道上站着，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空隙。有的人实在累得站不住了，坐在地上，再想站起来就困难了。我们虽然买到了座号，但是，从20号晚上10点一直坐了13个小时，一路上不敢吃东西、不敢喝水，因为上一次厕所实在是太艰难了。大家疲劳极了，望眼欲穿的盼着快点儿到站吧。
火车停稳前10分钟，空调里的凉风就没有了，外面的温度是34度，车厢里的温度立即上升，车窗又是密封的，又闷又热。眼看着站着的那些人的汗就从脸上冒出来。肖娟和庞银平、王玲有高血压、心脏病，再加上一夜的疲劳，她们马上就觉得不舒服了。于是，我们都坐着不动，等人家都走完了我们再收拾行李。
车门开了，人们开始挪动。突然听到一声喊叫：
“都退回去！都坐下！一个也不许下车！”
过道人都站住了，个个满脸流汗，傻呆呆的扛着行李站着；座位上的人正在拿行李，听到喊声后也立即坐下了；全车厢鸦雀无声。
随着话音，一群人涌入车厢。和那些疲惫不堪的旅客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些人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都是1米8左右的壮汉。没看清他们是怎样挤进来的，有几人瞬间就来到了我们位于车厢中间的座位前，其他的都挤在过道上，齐刷刷的一排人高出旅客们一大截。
突然，我看到了2个熟悉的面孔，是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的民警小陈和小柴。我明白了，这些人是来拦截我们的。
两个人对我说：“下车吧！”
我喊起来：“让旅客先走！他们不走我们出不去！”
可能他们也看见这种场面把我们弄下去会挺麻烦的，于是开始放人下车。那些下车的人用惊恐的眼神看着我们，我朝着他们说：
“各位乘客们，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没有干坏事，我们就是到上海来旅游的。这些人是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不是黑社会，他们不是图财害命来绑架我们的。对不起大家了，让你们受惊吓了！”
旅客们被“快走！快点！”的声音驱赶着，下车的速度极快，转眼的功夫就空出了半个车厢。此时姓陈的警察一直搂住肖娟的肩膀，贴着她的脸说：“肖大姐，别生气，有什么事回去找我。你的高血压可太吓人了，可别在这病倒了。”这个姓陈的警察是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驻北京市信访办小分队的。肖娟患有多种疾病，在2006年10月 中全会时，景山派出所把她女儿段莹打伤，并将她母女拘留，她的血压是230，拘留所的医生不签字收人，按规定，血压180就不收了。可是派出所所长张豫柱找到东城拘留所的政委，终于关押进了牢房。但是3天后又被送往医院抢救，并通知我们接她回家。
在2007年3月4日，因为我们16人到中央电视台被关押在海淀区永定路派出所，肖娟的血压就高到了240，急救车将她送到了武警总医院救治，她才没有被拘留。我们12年的上访中，警察都知道肖娟的情况，他们还是有人性的，还不想让死人的事情在“新国大”“上访人员”中发生。所以，陈姓警察就把肖娟保护起来。
这时又看见了北京市公安局治总的副支队长，手里拿着一沓打印机打出的照片，第一张就是我。我立即猜出他们是坐飞机连夜赶到上海的。我们朝着小柴和这位副支队长喊起来：
“你们不让我们来，为什么不在北京拦住我们？为什么东城的都拦在了北京？你们这是成心折腾人！你们就是想让我们累死、病死！你们坐飞机花多少钱？你们动员这么多上海的警察来抓我们，浪费多少警力？这就是你们的功劳了！”
这时一个列车长说：“我们的车该开走了。”
小柴已经没有耐心了，喊：“把她们弄下去！”
其他的旅客已经没有了，只有一个穿一身黑衣服的老太太被按在我们对面的4人座位上。我们又说：“跟这个老太太没关系，让人家走！”
这可真是笑话。原来，火车开出北京后，大约一个来小时，2个女列车员要查我们的票。我们问她：“是都查呀？还是挑选着查？”她说都查。我们又问：“那你为什么不从头开始，偏偏到我们跟前才开始查票？”她也不急，就是说让我看看车票吧。庞银平大姐的车票正好放在随身背着的小包里，就拿出来给她看了，她还用红笔划了一下。再跟我们要我们就不拿了，也因为实在是不好拿。她问你们是一起的吗？几个人？庞大姐说是一起的，6个人。
庞大姐还说，别惹着列车员，要不然就像王宇那样，该诬陷咱们打她了。
又过了一小时，挤过来一个满头大汗的大肚子胖警察。他说着标准的南方普通话，要查我们的身份证。
我们问：“为什么查身份证？出了什么问题了吗？”
我妹妹说身份证放在行李架上的箱子里，不好拿。胖警察还要帮她拿。他的态度很好，不急不躁，就是反复说着：我是执行公务，给我看看吧。
此时，那个黑衣服老太太是和我们一起坐在6个人的隔断里，她赶紧拿出身份证给了胖警察。胖警察看了之后就走了。
大概是过了无锡，他又来查身份证。我妹妹正好站在座位上舒展身体呢。他赶紧朝我妹妹说，你的身份证不是在上面吗？正好拿出来我看看吧。妹妹就拿出来了，他看完之后走了。
我们和黑衣服老太太聊天中知道，她67岁了，是黑龙江人，到上海看儿子，路过北京时玩了几天，为了和儿子过八月十五团圆节，买不到卧铺，只好买了硬座。她给警察看完身份证后还对我们说：“可千万不能惹着警察，不就是看看身份证吗，可别为这点儿小事吃亏。”她的积极服从无理检查的态度给自己找来了麻烦，坐在那里一句话不敢说，浑身颤抖着像筛糠似的。我们七嘴八舌的说明黑衣老太太的情况。一个大官模样的南方口音的人又看了一遍老太太的身份证，还问她来上海干什么？老太太的手机又响了，儿子的电话又来了，说人都走光了，怎么还不出站哪？那个大官和北京治总的副支队长交流了几句，命令旁边的人拿着老太太的行李把她送出去。
紧接着，对我们采取行动了。我妹妹第一个被2个小伙子掐住胳膊架起来就往车厢门口拖，她的身材矮小，那两个高大的年轻人提溜着她就像揪着一个小鸡似的，脚都没沾地面就被塞进站台上的汽车里了。妹妹后来冤枉的说：我最倒霉了，你们好歹还踩到了上海的土地，我鞋底的土还是北京的。
只有肖娟是在北京市信访办的那个人的陪同下，“自己亲自”挪动着身体走下火车，下台阶时还有人扶着。她看见我和妹妹都被塞进黑色面包车，就想朝这辆车走，但是马上就被拉到白色依维柯面包车上。妹妹隔着汽车玻璃用手机照肖娟上车的情景，立刻扑上来两个小伙子抢手机。妹妹死死抱住，不放手。其实，人家也还是手下留情，要不然，我们6个老妇女也对付不了一个。
我在火车上一直没穿鞋，我的鞋已经被座位下面的行李挤到到看不见的地方了，我本来想等人们都下车了再找鞋。但是，连容我找鞋、穿鞋的功夫都不给，就把我拖下火车塞进汽车里了。最后，一个人把我的鞋拿出来。我们的行李也被他们拿乱了，但是一样都没少。只是王玲的交通卡放在上衣兜里，一拖拽，交通卡就从宽松的衣袋中滑落，丢失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哪两个人对付哪个老妇女，上哪辆车，坐哪个座位，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二、从上海火车站直接押送北京久敬庄
一辆警车前面开道，白色依维柯、黑色现代紧随其后，呼啸着驶出上海火车站。这时我发现，白色依维柯是车牌是北京的，黄牌“京E 30689”；黑色现代是上海的。
我妹妹问，要把我们拉到哪去？回答，北京。
“啊！”妹妹大叫起来“我预订的旅馆都交钱了呀！你们先带我们去退房吧！”
当然，一切都是无用的。
汽车在一座楼房前面停下，有人下车有人上车，有人握手有人招手。
等待的功夫，我提出上厕所。不许，说是出了上海才能上厕所。（上海忒胆小了，怕我们的尿里有毒有害吗？）我只好拿出3个塑料袋套在一起，要在车上小便。因为我在火车上就憋的很难受，我们都说下车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结果又惊又吓又拖又拽的一通折腾，实在是憋不住了。
车上的人赶快去请示，有关领导竟然同意了。汽车向前移动了2米，就到了公共厕所。我简直是哭笑不得，明明眼前就是厕所，为什么还要把我们带出上海才允许尿尿呢？
我和妹妹被2个漂亮的女孩子和2个英俊的小伙子押着进了厕所。后来知道，肖娟她们也一直要求上厕所，就是不许。她们又憋了2个小时，开到了远离上海的一个高速公路服务区才让尿尿。
12点30分，办完了交接手续，从这座小楼前出发。又到了一个城乡结合部，有人下车拿上来许多矿泉水和几大袋子食品，有几种面包和小包装的点心。我问：“能不能给我找一点儿热水？”我的胃不敢喝凉水。治总的王姓领导非常热情，拿着我的瓶子就到旁边的 小铺子里给我要了一瓶开水。
北京市公安局治总的王姓领导是坐在我们这辆车上，谢姓领导坐在白色依维柯上，他俩是坐飞机连夜赶到上海的。前面提到的治总的小陈和小柴是北京市公安局常驻上海专门负责“截访”的，这些人一个月轮换一次。
（人家到北京来告状，叫“上访”，由此产生了各地派人到北京来“截访”。可是，到上海是参观世博会，也要全国各地的政府在上海设立专门机构，派人常驻，负责拦截。这叫什么呢？按地图，北京在上面，上海在右面，到上海就叫“右访”吧。当然也叫“截访”啦！11月广州有亚运会，到广州就该叫“下访”了，因为它在地图的下面。
奥运会、世博会在中国举行，这是全国人民的幸福。想当初，我也为此欢欣鼓舞、热泪盈眶。没想到，我为之高兴的事竟然成了我的灾难，奥运会被劳教、世博会被非法拘禁。在此声明：任何在中国举行的世界性的活动我都反对，因为，我的人身自由被剥夺，全家的幸福被摧毁！）
汽车又开动了，车上的人拿出这些食品给我们吃，我和妹妹也拿出从北京带来的食品给他们吃。他们刚开始还不敢要，我们说，这些都是密封的，不会有毒的，我和你们无怨无仇的能害你们吗？狭窄的车厢里的气氛迅速的好起来。
在和他们的聊天中得知，原来，他们都是武警战士。他们说：接到了命令，有一个团伙到了上海。（所以他们一个个奋勇当先，可能想宁肯自己牺牲也不能让战友受到伤害；也可能是想要第一个抓到团伙成员，立功受奖）上了火车一看，惊讶极了，6个老妇女，白头发的、没牙的、瘸腿的，是什么样的团伙啊？这些武警战士说，他们天南海北的押送，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汽车开到了第一个收费站，前面挂北京牌的依维柯缴费，我们这辆车也停下了缴费。我问：你们为什么不开军用车呢？在全国的高速路上都不用缴费啊？小头头说：我们原来是挂军牌、穿制服，除了不交过路费，其他方面不方便，后来改了。
一直到了5点，我们车上的小头头打电话，让那辆车进下一个服务区吃饭。我听说吃饭，挺高兴的，我不爱吃那些面包、零食，就想吃点蔬菜喝点粥。
车停在了江苏境内的一个服务区，当这个小头头跟依维柯车上的赵经理说话后，就指挥大家从依维柯上搬下来两箱康师傅牌方便面，年轻人们先给我们送来。我从妹妹的旅行箱里拿出了大席子铺在地面，我们有的坐，有的躺，13个小时的火车硬座、连续5小时的汽车，大家都累了。庞银平和肖娟的脚都肿起来了，她俩都是高血压。（当时还没想到后面的经历）
我吃了一碗方便面，这是2天的“冒险之旅”唯一的饭。王玲也吃了一碗，另4人都没吃。
当汽车又上路时，我问小头头，怎么又不吃饭了？
小头头说，那辆车上出现了情绪不稳定的人，所以就不能坐在餐桌上吃饭。我说，那你们光吃方便面和面包，多不舒服啊！他说，这才一两天算什么呀，我们到新疆送一个人，来回十五天，去的时候整整吃了7天方便面。我问，为什么不吃饭呢？他说，那个人一直不配合。我问，为什么不坐火车呢？他说，要是闹起来影响多不好啊！我说，亏了你们是武警，要是警察早就没人干了。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个是上海人。
到底是谁情绪不稳定呀？我们休息的时候没人说发生了什么事呀？
后来得知，肖娟因为打电话，和他们发生了冲突。
一路上都不许打手机。下火车不久，妹妹就接到了二嫂的电话，二嫂问问我们是否安全到达。妹妹说，已经被押送回北京了。电话还没说完，就被要求关机。我们坚决抗议，必须和家人保持联系。妹妹说：“就是被拘留，在送进拘留所之前也是可以通电话的。”肖娟也是下火车不久接到了北京十八里店派出所民警的电话，刚说了一句“喂”就被要求关机。依维柯的小头头姓张，都叫他张队长，他要把肖娟的手机拿走。
肖娟说：“不是我打电话，是我们派出所的警察来的电话。”
张队长说：“什么警察不警察的，就是不许打电话！”
坐在司机旁边的赵经理也回过头来喊叫：“我们有规定，就是不许打电话！再打就没收！”
肖娟说：“哪儿的规定？拿出来我看看！”
正好这时张队长的电话响了，他接电话。肖娟问：“你为什么打电话？”他说：“我这是工作！”王秀珍大姐说话了：“她也是公事，你没听见是片警找她有事吗？”
张队长说：“我不管这一套，就是不许你们打电话！”
前面的赵经理下命令了：“别跟她废话！拿过来！不让打就是不让打，哪那么多废话的！”
随着这句话，坐在肖娟身后的两个武警战士立即从后面抓住肖娟的胳膊，按住他的肩膀，肖娟只剩下嘴能动了。她一边哭一边喊：
“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啊？我们犯了什么法啦？我们是来参观世博会的，连火车都没下就把我们弄回北京，这不是成心要把我们折腾死吗？我们一个月就这么点儿退休费，花了这么多钱，好不容易出趟门，就全都被你们毁了！你们这是伤天害理，早晚要遭报应的！你们还像人民子弟兵吗？你们是土匪！你们还叫人吗？你们是人生父母养的吗？你们的良心让狗吃啦？”
肖娟的冤屈、愤怒终于发泄出来了。坐在右面的一个女兵不停的流泪。
赵经理的口气也缓和了一些：“行啦！你还说起来没完了，谁没良心啊？你看我们姑娘都掉眼泪啦！”
过了一会儿，赵经理又回头朝着掉眼泪的女兵小声说：“你这样可不行，干咱们这一行的不能心软，要是------”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特色吧：
如果我们抢他们的手机，肯定算违法犯罪；可是他们抢我们的手机，就是执行公务。
如果在汽车上平民抢手机，那要坐牢：可是在汽车里警察抢手机，就会升官。
按照上海市政府给外地的规定：北京市到上海的上访人员和不稳定分子，必须在8小时内带离上海；其它省市的上访人员和不稳定分子，必须在4小时内带离上海。可是我们才1分钟就被带离了上海火车站，1小时就进入了江苏。我们是“超级上访人员、超级不稳定分子”。
三、在北京久敬庄关押、受审
路上的情况就省略了吧。
到了22日早上7时进入北京，看到了久敬庄的路标。7时50分，驶进了北京专门关押“上访人员”的久敬庄的大门。连续2天的旅途劳累、紧张的心情、无奈无救的处境，我们疲劳到了极点。
久敬庄太气派了，比马家楼的条件好多了。停车场上隔不远就竖立一块牌子，“新疆”“甘肃”“青海”------
治总的两个领导走了，小头头朝着我们车上的治总王领导的后背说：“你们北京人真不怎么样。”一路上王领导什么闲事都不管，抢到副驾驶的座位上，睡了一路。我指着依维柯的赵经理说：你们是武警，怎么管那个人叫经理呢？他说：我们不是一个单位的，各有各的任务。
停车场的南面是两列四排平房，北面是几座像工厂的仓库那样的大房子。我们被带进了第一排大房子的大门，安检机过完了行李，就顺着用连椅隔成的过道进了里面的一个厅，这个大厅的南面好像有6、7间大房子，正对着门口的一间的门上挂着“上海”的牌子，我们就被关进了这间屋子，我们又变成了上海来北京上访的了。隔壁是江苏、浙江------
这种房子的设计跟老式的拘留所一样，很高，大约有4米。南面2米以上的墙上有一个不大的窗户，窗户下面有一个大门，我判断了一下位置，这个大门出去，可能正好是停车场“上海”牌子的地方。
一位负责安排我们的警察还是很和蔼，他说马上就加热馒头，大约20分钟。又有人马上把大厅里的6个饮水机的电源打开了，能喝到热水了，我很高兴。很快馒头就来了，两个馒头一包咸菜，肖娟竟然吃了一个半馒头。吃完了，就靠着墙，用手按住头。我估计，她的血压又高了。看门的警察用对讲机叫来了医生，肖娟的高压165，低压110，医生让她好好休息，有情况随时叫他。
10点，呼啦一下子涌进来30多个警察，黑压压的站了一大片。其中有肖娟、庞银平、王秀珍、野靖春、王玲的片警，还有治总的几个人，其他的都不认识。警察们找到“自己的人”，就招呼着要带走。大家都没动，我们不能单独被带走，我们是一起来的也要一起走，这在12年的“上访”中形成了民间的规矩。大家也都朝着自己派出所的警察说着2天来的冤屈。正在这时，新源里派出所一个警察生气的朝庞银平和王秀珍说：“告诉你们，今天过节，别耽误我们回家！”
一句话，把我们惹火了，一肚子的怨气爆发了，我们一起朝他喊起来“谁耽误你过节啦？为什么把我们还得这么苦？”“谁让你来的你找谁去！”“凭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 ------
设施改善了，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也变得“合法化”了。
治总的一个便衣警察像是今天负责的，他急躁的不得了，不停的说着让我们赶紧跟各自分局的警察出去谈话。整个屋子里的声音像交响乐团演奏调音一样，乱成一团。
我指着墙上贴着的《上访人员须知》说：“你们专门建设这种关押‘上访人员’的地方？ ‘上访人员’是哪一类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上访人员’是哪一条法律定的罪名？”
他竟然说：“你他妈的不是上访的还是什么人？”
这一句话引起了我们更强烈的抗议，吵嚷声把屋子灌满了。这时，其他的警察全部都离开了屋子，只剩下他们3人。不知什么原因，他突然说：“我刚才说错了，我道歉行不行？”
他说：“我实在是太着急了，我------”
我说：“行了，只要你承认说错了，这一段就过去了，不要再说了。”
他们3人也走了。（因为他道歉了，所以不在此提及他的名字了）。
11点半，又有人给我们送来了两个馒头一包咸菜。
大家都疲劳极了，躺在靠南边的一排排连椅上。这里有从小窗户里照射进来的一小片光线，我睡着了。
突然，“起来！都起来！”我们被叫醒了。只见那几十个警察又回来了，而且许多警察的手里都举着摄像机、照相机对着我们，噼里啪啦的快门声、连续闪烁的闪光灯，看这阵势像是要被拉出去枪毙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赶紧吃馒头，要不然还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呢。我迅速的拿出一个馒头，王玲拿出腐乳给我夹在馒头中，我大口大口的吃起来。这个吃馒头的样子也被他们录下来了，人在失去了人身自由之后，一点儿尊严都没有了。可是我凭什么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呢？我不明白！
我妹妹立即拿出手机对着他们拍照。还好，没人来抢她的手机。
治总的高个子警察站在这群警察的前面，表情严峻的说：“我代表北京市公安局向你们宣布，现在，依法告知你们，必须接受分局民警的谈话。”
我一边使劲的嚼着馒头，一边认真的听着他的话。我咽下一口馒头，乖乖的举手说：“报告领导，你上午怎么不这样说呀？”
他竟然笑了，又重复一遍刚才的话，然后问：“我的告知你们听到没有？”
我们齐刷刷的喊：“听到了。”
我又举手问：“报告领导，你是依据哪条法律告知的呀？”
他说：“我就是依法告知。”
我问：“你告知的内容是依据哪条法律呀？”
他问我：“给你5分钟时间吃完行不行？”
我说：“我吃饭慢，给我10分钟吧。”
他说：“好吧，10分钟必须吃完。”
我说：“是！报告领导，10分钟吃不完我就不吃了。”
然后他就对大家说：“收拾好你们的全部行李，一件也不许落下！”
这时，其他警察纷纷涌到自己的“犯罪嫌疑人”身边。就这样，被带到各个谈话室谈话。这时是22日下午2点。
结果是有惊无险，4点至5点，5个人陆续被送回家；只有王玲被带到派出所，关押到10点才让回家。警察说她：你又不是“新国大”的，跟他们凑什么？警察还答应给她补偿1000元，但到现在也没给。不过，这一次没挨打。
四、“团伙”成员都说自己是组织者
说是谈话，比审问还严厉。每一个“团伙”成员都分别被3、4个警察带到停车场南面的平房单独被“谈话”。内容是：
谁组织去上海的？谁买票？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世博会的票是哪来的？
每个人的全部行李都被仔细搜查。因为我是临时决定去的，只带着随身的书包。海淀区公安局治安处的姓于的警察要搜查我的书包，我让他出示搜查证，他说特殊情况下没有搜查证。我说你这是违法行为，他理直气壮的、轻蔑的说：“你告我去吧！”
他知道我永远告不倒他，因为是他的上级让他违法的！他宁可违法，也不敢违背领导的指示。权大于法，中国特色之一！
他拿过我的书包，先说：“你把钱收起来，少了别找我。”
我说：“你这是做贼心虚！少了一定会找你的！”
我的书包里实在是没什么东西，他问：“你还有别的行李吗？”我没答话。他把钱包里的20张100元的纸币都翻看，生怕里面藏着炸弹似的。我说：“安检的机器都过了好几遍了，不会有炸弹的。再说了，我还不想死呢，我觉得我的命比你值钱。”海淀治安支队的李国强立即说：“我告诉你啊，威胁有炸弹的话是要犯罪的！”我说：“你听明白了，我是告诉你没有炸弹。”
姓于的找出我的U盘，问我为什么带这个？存的是什么内容？我说，常用电脑的人，带个U盘还有什么奇怪吗？你想知道内容，找个电脑打开吧。
不知为什么，他没有找来电脑。
每个人对审问的问题是这样回答的：
庞银平：是我提议去上海的，但是我的腿不好，我也不会用电脑，我就委托野靖春买票，联系住的地方。
肖娟：是我组织去上海的。我让小春买票的。
警察：是不是野大姐跟你商量的？
肖娟：野大姐根本就没打算去，就是我一个人组织的。
野靖春：我们大家商量着一起去玩。都是我一个人具体安排的，我在网上找了许多旅馆，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上海联邦大酒店，还从我的信用卡上扣了800元预定金，连到世博会的路线我都用尺子量了，走路20分钟就到了。我二哥排队买了8个人的火车票，买返回的火车票又排了一次队。在家里我最小，从来没有操过心，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安排活动，没想到一切心血全白费了！（她又呜呜的哭起来，这两天，她哭了好几次，本来就不大的小眼睛，哭成了一条缝。）
警察从她的本子上发现了行程安排，其中有与冯正虎见面的内容。警察问她冯正虎是谁？她奇怪的问：“你连冯正虎都不知道？他是世界名人，他在日本机场住了94天。”
野靖春最冤了。因为贾建英和她都是归展览路派出所管辖，而早在17号“国宝”就找到贾建英谈话：你要去世博干什么？都谁去？是否还有其他打算？
贾建英说：丈夫被你们抓走了，儿子不在家，放假好几天，我想去看看世博会，散散心。<sp
